践行多党合作制度的楷模 

——纪念沈求我同志诞辰100周年

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八）是已故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沈求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民革中央以刊发文章的形式，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民革前辈。

10月27日是已故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沈求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日子里，缅怀沈求我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和民革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追思和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对于激励民革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合作初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沈求我同志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模范的统一战线工作者、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德高望重的民革领导人。自1952年8月加入民革以来，他历任民革第七、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名誉副主席；担任过第六、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他一生深深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不断追求进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

1917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八），沈求我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太湖之滨的古镇震泽。他的父亲沈建勋，在当地颇有名望。沈建勋早年考中秀才，因不满清廷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愤而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阴谋复辟消息传来，他在吴江毅然揭竿而起，宣布吴江独立，武装反对袁世凯称帝，终因寡不敌众，败走上海。袁世凯死后，沈建勋复归故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兴办学校、与农学家合作改良桑蚕养殖业，为保护蚕农的利益不惜与土豪劣绅对簿公堂，差点被恶势力暗杀。抗日战争爆发后，沈建勋已是年近花甲，还抱病率队抗敌，几次收复沦陷的故乡，最终积劳成疾，病逝在浙江深山中。

沈求我出生在这样一个浸润着爱国情怀的书香家庭，父亲的言传身教，从小就深深地影响着沈求我，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抱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树立了救国救民思想。

“九一八”事变爆发, 年仅14岁的沈求我和众多的学生代表一起，怀着满腔的抗日救国热情，冲破重重阻拦，奔赴南京国民党政府，示威请愿，要求当局积极抗日，收复沦陷的国土。珍珠桥惨案的发生，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被残酷镇压，使他对国民党政府十分失望。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停止学业，四处寻找参加抗日斗争的机会，几经辗转，到陕北榆林担任绥蒙指导长官公署边疆文化研究组组员。在此期间，他接触了更多的进步文化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经汤绍武的介绍认识了邓宝珊，结识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南汉宸同志。在南汉宸的影响下，沈求我“决心参加革命”，随后，他接受了中共中央掩护艾青、罗烽、张仃等返回延安的任务，成功地掩护在胡宗南军队中有暴露危险的中共党员及时撤离。

1945年10月，沈求我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积极投入民主革命，参加争取民主、和平和反对内战的运动，配合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反内战反独裁斗争。他以“吴之民”为笔名，连续撰写杂文，发表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等报刊上，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逆流。他在拜读毛泽东送给柳亚子《沁园春·雪》的亲笔书后，签名题写“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表达他对共产党人的景仰和追求。

1947年底, 沈求我回到家乡, 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 开展稳定地方秩序、策反地方武装、迎接解放的工作。沈求我在笔记里回忆道：“到桥畔看见解放军战士，一口山东话。我激动地看着每一个人，和他们点头、微笑，他们也和我们点头、微笑。真挚的友情温暖了我们……我告诉他们震泽的情况，还说了震泽是完整无缺的。它正等着，热烈盼望着解放军的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沈求我同志接受首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的邀请, 前往西北重镇兰州, 长期担任邓宝珊主席的助手和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等单位的领导职务,兢兢业业地投身于经济恢复和重建工作，孜孜不倦地为甘肃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竭尽心力、勤奋工作。

▶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

从南汉宸同志为他指引方向开始，沈求我就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广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使他对中共统一战线理论认识深刻、掌握娴熟，执行政策不偏不倚、一丝不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加入民革，参与甘肃省民革组织的筹备和创立工作。随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努力追求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5月，在他加入中共的支部会议上，时任甘肃省省长邓宝珊特例列席，并向他表示衷心祝贺。

沈求我同志作为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既熟悉民主党派工作，尤其和领导层的交往较为密切，又对党的统战政策有深刻的把握。在担任甘肃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期间，他十分注意政府部门与中共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关系，重视党外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适当的方式或渠道通报相关党政领导。他以中共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党外人士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大批中共党外人士受到了错误的处理，对中共的政策产生顾虑和怀疑。沈求我一方面给这些党外人士做解释，做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正确理解和对待，一方面通过渠道向党政领导反映，提出改进的建议，对党调整政策、协调关系、安定社会、增进团结，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起了积极作用。其实，沈求我同志在“文革”中同样身处逆境，但是凭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他一如既往地保持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坚持做党的统战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沈求我同志根据中央决定为统战人士落实政策的精神，及时向省委统战部门的领导同志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使甘肃省内一大批统战人士，特别是上层人士的政策很快得到落实。随后，为使省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统一战线组织尽快恢复活动，他又及时进言省委统战部门，针对这些组织恢复活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为多党合作和民革事业奋斗不息

沈求我同志是甘肃省民革组织早期创始人之一，曾担任甘肃省民革筹备小组副组长，民革甘肃省委会副主委。应召调到民革中央机关工作后，历任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执行局委员、团结报社副社长、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这期间民革中央几乎所有重要文稿，特别是代表大会和中央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都是由他主持起草、修改的。他起草的文稿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领导班子讨论中往往是一致通过。在他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以后，依然亲力亲为，殷勤工作。1997年11月24日，民革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何鲁丽同志所作的讲话，就是民革中央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由沈求我执笔起草的。这篇讲话总结民革50年的发展和历史经验，并强调指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革必然的历史选择，是民革的光荣传统，是民革老一辈领导人的政治交代，是民革的立党之本；民革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的一个参政党，应当而且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是民革特有的传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篇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民革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历史，指明了民革在新时期实行参政议政的基本方向和要求，在新老交替、政治交接之际，对民革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沈求我长期负责民革中央的理论宣传工作，承担着强度很大的工作任务。他在亲自起草大量重要文件的同时，对其他同志起草的文稿也仔细修改，严格把关，有时一夜要阅改十几份稿件。70多岁时，他还经常亲自动笔撰写文稿，常常加班至深夜，为民革工作呕心沥血，为年轻同志们树立了高尚的风范，赢得了同志们的敬重和爱戴，大家亲切地尊称他为“沈公”。1999年，沈求我已80多岁高龄，他老骥伏枥，亲自主持编写了将近30万字的民革党史专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五十年》一书。为了编好这本书，他亲自确定全书的基本线索和观点，审定了全书的基本框架，书稿出来后，又逐字逐句地修改。当书稿全部完成后，领导和同志们都请他作主编，他却婉转而又坚决地谢绝，而坚持以民革中央党史编辑委员会署名，只在书的后记里简略地提到他的工作而已。沈求我同志功成不居、谦虚谨慎的广博胸怀于此可见一斑。

沈求我热爱民革事业，广泛团结民革成员，尊重和关心老同志，爱护和帮助年轻同志，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为民革的工作殚精竭虑，奉献才智。担任民革中央领导职务后，他高度重视民革自身建设，以他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热心支持和协助年轻领导同志的工作，在培养年轻领导干部上花费了大量心血。他深入掌握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经常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历史来教育年轻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谆谆告诫他们要正确认识国情，正确认识前进和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退出领导岗位之后，他仍然十分关心民革的工作和自身建设。

2001年3月13日，沈求我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与沈求我同志共事多年的民革中央原主席何鲁丽、周铁农同志在《深切悼念沈求我同志》一文中写道：“他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神闲气定、老成持重、胸有成竹……对民革的事业十分热爱，对民革工作的要求极为严格……却从不以‘老资格’自居，对我们总是那么谦虚和坦诚。”两位民革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深情回忆，使我们更加走近沈求我前辈，更好地了解、学习沈求我同志的奉献精神和高尚风范。 （葛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