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晓娴没有接受Clitin的追求，也没有帮他带货。直到2012年创业失败，她才答应为Clitin帮忙，顺便去马来西亚散散心。

和尚晓娴、赵涵一样，在吉隆坡机场被查出毒品的女孩们要么亲自与货主联系，要么通过中间人介绍结识货主。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与货主只是“网友”关系，既不知道货主的真实身份，也没在现实中与货主本人见过面。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7名女孩的多名家属，他们均表示货主为黑人男性，自称在亚洲做服装生意，“嘴很甜”。其中，与4名女孩联系的为同一人，其QQ昵称为“love”，MSN昵称为“Clitin”。

安徽女孩程蓉是帮“love”带货的4个女孩之一，出事时20岁。此前，她在南昌做餐馆服务员，月薪2000元。

在网上，“love”不断请求程蓉帮忙，并承诺为她支付机票、食宿费用，还会支付额外报酬。程蓉被他说动了心，从南昌飞到广州。

在广州中国大饭店旁的麦当劳，“love”的另一名黑人朋友交给程蓉一个很重的棕色箱子。“对方还嘱咐她，到马来西亚后一定要到某家旅馆，把东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程蓉的弟弟告诉新京报记者。

“他们会在你出发之前才把准备好的行李送来，很匆忙。而且货主和送东西的人是不同的。”周彦告诉新京报记者，事后回想，每个环节都是套路。

“love”的QQ空间里，不少人表示，他曾骗中国女孩往马来西亚运毒。

和程蓉一样，答应帮忙的女孩从江苏、四川、上海、江西等地先后到达广州。她们多来自小城市或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亲友中很少有人长期在国外学习或工作。借着带货的机会，她们有的想出国旅游，有的想为创业铺路，有的想去了解邻国的服装市场。

事发时，女孩们多在20岁至24岁，涉世未深。但对于陌生人的嘱托，她们并非毫无戒心。在广州取箱子时，程蓉检查过装衣服的箱子；赵涵也一再确认箱子里只有衣服。但毒品都被藏在隐蔽的地方，比如夹层、鞋跟，甚至行李箱的轮子里。等到发现时，一切为时已晚。

有的女孩出国前，还曾受到家人劝阻。

“衣服为什么要你带？直接托运过去不就好了吗？”一名女孩的母亲在电视上看过类似骗局，告诉女儿会有很大风险。但从小叛逆的女儿认为没有问题，把母亲的话抛在脑后。

“直到她走的那一天，我还提醒她把货主的电话、姓名留给我们，以防万一。”女孩的母亲告诉新京报记者。但女儿什么也没有留，一个人走了。

难以提供的有利证据

2015年8月17日凌晨，还没走出吉隆坡机场，赵涵就被马来西亚海关扣下了。“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发现‘上了朋友的当’。”赵涵的父亲向新京报记者转述。

赵涵英语不错，她告诉海关自己对此并不知情，东西也是朋友的。她愿意与海关配合，按计划到酒店与取货人接头。

取得警方的同意后，赵涵一边与尚晓娴对质，一边对Clitin谎称已到酒店。然而，尚晓娴转而质问Clitin并要求其为赵涵提供帮助时，很可能引起了对方的警觉。赵涵的父亲告诉新京报记者，取货人并未出现。

“还是社会经验太少。”赵父感叹，如果女儿没与尚晓娴联系，或许可以抓到取货人。

赵涵被拘留了，至今关押在马来西亚的一处女子监狱里等待开庭。

“如果能协助警方找到罪犯，对女孩免除刑事责任最有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证明自己不知情是无罪辩护成功的重要途径。”曾为一名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四川律师胡本俊告诉新京报记者，因为行为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2015年9月，赵涵的家人前往马来西亚。律师告诉他们，如果中间人尚晓娴能证明赵涵对此并不知情，无罪的希望就会很大。

为此，尚晓娴写下宣誓书，签字并按下手印。她简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特别写明“查出毒品一事，我和赵涵完全不知情”。她还亲自前往马来西亚录口供，为赵涵作证。

程蓉被捕后，她的姐姐曾在QQ上假扮妹妹与“love”聊天，想要套出毒品的事。但“love”坚称毫不知情，如果有问题，可能是广州的送货人动了手脚。但程蓉姐妹并不知道送货人的信息，再问“love”，他也不再回应。

在“love”的QQ空间留言板上，不少留言称他变着花样骗中国女孩，让对方帮他带服装样品，实际上是帮忙运毒。程蓉的弟弟曾希望留言的人能出庭作证，但被拒绝了。

此外，程蓉的家人还到广州调取过程蓉取货时的监控录像，想证明箱子是别人给的。但监控录像只能保存3个月，之后就会被新的录像覆盖。他们去调取时，距事发已过去四五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