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涵出事后，尚晓娴与Clitin的微信聊天截屏。

其他女孩的家人，也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律师的指导下收集证据，试图自证清白。他们之中有的找到学校、居住地派出所、实习单位出具了女孩品行良好的证明；有的调取了女孩与货主的聊天记录。

“从聊天记录来看，女孩也提出过质疑，说这些东西完全可以寄过去，但最终还是被对方以避税的理由说服了。”为其中一名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胡本俊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如果双方沟通时反复提及带东西的事，就很难确定主观上100%无辜，“除非找出委托带货的人并证实被他欺骗。”

江苏女孩郑嘉嘉的证据中，还包括她在马来西亚海关被查的监控。视频显示，郑嘉嘉在海关检查其藏有毒品的行李时表情淡定。当行李箱的夹层、轮子中被查出东西后，她的表情十分惊讶。“一点也不紧张，反而有些好奇，并且十分配合进一步检查。”郑嘉嘉的妹妹说，这些证据都对姐姐有利。而且随后的血检、尿检表明，郑嘉嘉只是短时间、远距离接触过毒品，排除了吸食、长期接触毒品的可能性。

“但跨国案件搜集证据很难。”余家福告诉新京报记者，女孩们都是在马来西亚落地后，才被查出毒品问题。而中、马警方均不享有跨国管辖权，这就增加了案件侦破难度。

此外，“国内律师或家属单方面取得的证据不一定有效，除非得到马方的认可。”胡本俊说。

也有女孩家属到马来西亚，寻求中国驻当地领事馆的帮助。“但领事馆只能帮我们推荐律师，还能帮忙去监狱里探视。”程蓉的弟弟说。因为依据外交政策，中国公民在外国触犯当地法律的，要按照当地法律处理，中国领事馆不能干涉其内政或审判。

3名中国女孩一审被判死刑

赵涵涉嫌贩毒被捕的消息，经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发至四川省公安厅，又层层下达到村里。接到消息时，赵涵的父亲觉得“天都塌了”。

他不相信女儿会为了钱铤而走险，花大价钱在当地请了律师，案件一审预计今年5月开庭。“为了这个事花了将近40万，20多万都是借来的。”赵父说，老两口本已在家养老两年，如今重新外出打工，只留下9岁的小女儿在老家上学。

其他女孩的家人和赵父的想法一样，都认为自家孩子对带毒之事全不知情。“多花钱在马来西亚请一个好律师”，是他们的共识。

一名女孩的家人为其聘请了一位口碑颇好的当地律师，一审费用便高达30万元。但她的家人最终只支付了10万元，“因为她的事欠了太多债，实在没钱了。”

对于此类案件，这位律师有过胜诉经验。他和国内的法援律师共同商定了辩护策略：在国内收集有利证据，由律师移交给主控官；在女孩认罪的前提下，由主控官改变公诉罪名。“就是把罪名从39B的贩卖毒品，变成39A的拥有毒品。”法援律师胡本俊说，如果硬打官司，女孩很可能被判死刑，“所以我们选择了认罪保命。”

2017年10月，这名女孩被判拥有毒品罪名成立，被处监禁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