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市场更多机会

在经济学中,货币是价值尺度,而货币本身还有价格,它通过利率得以表现。

1984年,人民银行决定剥离其他业务,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进行利率管理,同时对商业银行实施再贷款。这是一套之前没有过的体系,人民银行为此专门成立了利率处,尚福林任副处长。

一个至今被金融业老人们铭记的事实是,从1953年开始,到1984年人民银行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为止,漫长的时间跨度里,中国银行业的存贷款利率长期保持稳定,期间虽然存款利率随着通胀的变化有过变化,但变化也不大;即使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贷款利率也基本保持在6%的水平,连续多年几乎未曾改变过。

尚福林和同事们的第一大要务,是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大变化,让多年无法反映市场需求变动的利率水平“动起来”。

当这项工作犹如当年自己的经历一样无背景、无基础时,尚福林更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好。看书学习、交流研讨、调查研究,梳理矛盾、搭建框架、琢磨细节,经过反复打磨,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质变,形成了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利率调控体系,到现在为止,人民银行的利率调控体系依然能够若隐若现地察觉到当时那套体系的影子。

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在日渐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实现这些目标,中央银行越来越不宜直接伸手干,而是更多通过中介目标来完成。

那么,计划经济时期可以控制现金总量,改革开放之初管贷款限额,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活跃,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越来越多,这时的货币政策该管点什么?答案是管货币供应总量。

“世界各国对于中介目标的选择并不一样,比如美国是直接管利率,这是因为它的货币是给全世界用的,它不必纠结于票子到底发了多少,只要管好利率就行了。我们在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控制货币供应量,也是完全必要的改革创举。”说来轻松,但要管好货币政策,尚福林和同事们推动并见证了中国货币市场诸多个从无到有。

经历和参与了“大一统”的人民银行到“央行”的一系列深刻变革之后,尚福林的事业坐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定位在了金融机构。

2000年2月,尚福林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当时这家银行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业绩已经连续三年亏损。而尚福林上任第一天,就用一条“军令状”来倒逼自己和整个团队———三年内要实现扭亏。

植根于农业大国的农业银行,怎么会亏损呢?没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不免一问。一个必须要交代的背景是,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银行都是各管一摊,比如工商银行只管工商企业的贷款需求,建设银行主要管基建贷款,中国银行主要负责海外业务,农行的业务在农村。后来,为了增加银行间的竞争,从1994年开始,“专业”标签走下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商业银行,当时还有个口号——农行可以进城、工行可以下乡、中行可以上岸、建行可以破墙。

方向没错,但农行进城路走得并不顺———城里的客户早就和过去合作过的银行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存量竞争农行没有优势。尚福林到任之后就和大家伙商量,要找一条新路,跟别的银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在他的主导下,步入新世纪的农行,将眼光也落在了那些未来潜力巨大、当时未获关注的新兴市场,比如汽车贷款、房地产按揭等。

“农行做汽车贷款,大量做的是城市出租车贷款,那会儿谈合作经常是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拿下,我们一度把汽车贷款业务做到了四家大行中份额最大的。”

在商言商。靠着精细谋划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时定的是三年扭亏目标,尚福林和他的团队只用了两年就实现了。在这两年里,尚福林最大的感受,就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银行应该积极开拓新市场、新业务,构建起实现金融与经济良性互动的市场化内生性机制,这样做既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又能为银行带来自身收益。

农行这个摊子刚收拾出模样,掌舵者的坐标又变了。

2002年12月,尚福林任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

这厢坐进主席办公室,那厢媒体的质疑报道就出来了。

尚福林到证监会之后第一篇媒体报道,题目是“尚福林为什么要来坐火山口”。

当时的情况是,由股权分置、股票不完全流通积累下的问题非常之大,而推动国有股减持的工作,因为股价不断下跌而几近搁浅,甚至在国务院终止国有股减持之后,股市还在惯性下跌。当时媒体认为,尚福林坐上火山口就最好不要再碰这个“烫手山芋”了。但尚福林更加担心的是———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靴子总不掉下来,问题和风险可能越拖越大。

治病除根,这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尚福林当时唯一的想法。

病根很明显,由于股权分置,一部分拿在散户手里的股票可以上市流通,另一部分拿在企业手里的国有股和企业股不能流通。但“暂不流通”这四个字是企业与散户约定的合同行为,并不是法律规定,股市建立之初,这样约定有利于避开争议,推进了股市的建立,这对刚刚诞生的股票市场更好激发活力和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好的地方恰恰也跟价值有关——一个连股票全流通都实现不了的市场,市场的重要功能“价值发现”从何谈起?

“当时的国有股、法人股没有市场价格”,尚福林回忆,按当时规定,股权转让只能用净资产来做,当时平均下来的市场股价约4元,而国有股净资产只有平均1.8元-2元,以这样的价格引进外资,作合资企业,国有股肯定作价过低,也不符合股价估值的基本逻辑。实际上,这些问题有一个指向,那就是股票价格不能代表真正的市场定价,这个市场不完善,而完善市场又是改革开放的重大使命之一,也是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去病根的药方“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迷失方向,关键是找出一个能够为各主要利益关联方接受,又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路子”。“按照合同法,如果单方要改变合同条件,要和对方商量,市场称这种情况叫做对价,而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搞硬性统一规定,因此我们提出‘统一组织、分散决策、分类表决’的操作思路。简单说,就是通过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协商‘全流通’方案,一企一策分散决定具体‘对价’方式。由于当时大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占大头,为保护市场各方的利益,采取了两次投票的模式,第一次是全体股东投票,第二次是散户投票,两次投票都要过2/3,较好地贯彻了市场化法制化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全流通之后,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场发现价格的作用也就能够较好地发挥了。换句话说,股权分置的尾巴割掉了,市场化进程又迈进了一步。”谈论如此复杂的往事,尚福林讲得如此简单明了。

在公允的评价中,尚福林作为第5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也是提出股权分置概念并将其付诸实施的第一人。资深证券专业人士华生曾撰文道,“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完成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的市场化,恢复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全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基础和平台。没有这个平台,后来的融资融券、股指期货、创业板的推出都完全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