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初心,不忘本源

市场成熟一步,风险未必就能少一分。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证券公司这个一头连着普通投资者,另一头牵着上市公司的中间人,由于认知错误,走错了一段路。

当时中国一共有130多家证券公司,关闭了接近30家,这样的整治力度,在金融领域来看都是空前的。

这些券商究竟错在哪里了?尚福林表示,一种错误的观点是,证券公司认为自己可以像银行拿存款进行贷款一样,拿客户保证金做自营业务,也就是拿客户保证金自己买卖股票。

“一位券商老总甚至问我,‘为什么银行能用存款放贷,我就不能用保证金投资?’显然是理念本身有问题,存在银行,是存款,银行是承担风险的;钱放在证券公司,是保证金,你用了算挪用,股价一跌还不上保证金,就会出现挤提,发生流动性风险。”时至今日,对于那位券商老总的一问,尚福林依旧觉得震惊。而在当时,最大的窟窿是一家券商欠了客户近百亿元的保证金。通过证监会对证券行业的三年整顿,证券公司保证金从此都要托管到银行,证券公司后来基本杜绝了这类问题。

不断地加强市场建设,使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完善。

开得起玩笑,较得住真,这是尚福林留给很多人的印象。在金融监管这条路上,他一直在路上。

2011年金秋,当时的中国银监会迎来了新主席。从金融街33号出门往西走,再拐个弯,步行十分钟就能走到金融街甲15号。

中国银行业经历“黄金十年”的大发展之后,风险和问题又一次处于爆发期。尤其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4万亿元刺激政策之后,很多已经停工的企业又复工,不良贷款率表面上是下来了,但很多不该拿到钱的“僵尸企业”也起死回生了。到2012年,经济形势开始出现反转,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风险“水落石出”,不良贷款和不良率出现反弹。中央也反复强调,这一阶段金融系统的工作目标就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恰于此时,尚福林来了!他肩负着推动中国银行业走上更为长远健康发展路径的使命。为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尚福林打算从全球银行业公认的监管“神器”巴塞尔协议II在中国全面实施开始做起。

在这一过程中,尚福林清醒地意识到,监管者不是只要会念“紧箍咒”就行,监管同样需要讲策略,讲艺术。“比如巴塞尔协议II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抑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冲动,对应中国有句古话就是‘将本求利’,这是对的。但征求意见时银行说有困难,也可能削弱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因此我们就反复商量,怎样才能把克服当前困难与实现长远目标更好结合起来,包括适当设定过渡期、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对不同性质和重要程度的银行分别设定不同的资本标准等,到现在看,预期的目标基本上都平稳实现了。”

经济形势的快速变化,还让一些短期流动性有困难的企业雪上加霜。为了保证未来有前景的企业能够渡过临时性难关,尚福林和银监会的相关部门,研究并推行了债权人委员会制度。“债委会通常是在企业破产阶段为了清算才有的,而我们是为了支持企业,把它的功能前移,由借企业钱的银行共同判断,一起决定对这家短期出现问题的企业,是该增加支持、保持原有额度还是的确要收回贷款。这样就减少了因为个别银行非理性地抽贷停贷引起市场震动,这个事在各地得到了很好的推广,为这些年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银行业敏感而重要,遵守金融基本规律,坚守底线规则对银行业稳健发展至关重要。前些年,在金融开放的旗号下,类金融活动盛行,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呼声一度高启。“银行是拿存款的钱在放贷,小款公司是拿自己的钱在放贷,这二者遵循金融规律和市场规则完全不同,根本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机构,不可能进行转制。从近来类金融的乱象来看,我们守住这条红线是对的。”

2017年2月,尚福林到了全国政协,现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到了政协,他依然持续关注着金融风险防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重点金融话题。

坐标很多,经历很多,思考亦很多。面对今天中国金融业的任务单,深思熟虑之后,“监管老兵”尚福林有几句肺腑之言。

“最想说的,还是金融业不能忘记本源,要支持实体经济。”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国内的一些尝试,尚福林总结出的一条规律是,金融业来自实体,服务实体;金融如果离开本源,过度发展衍生品,肯定要出大风险,一个机构如此,整个金融行业也是如此。相反,从帮助实体中获得自身的发展,才是金融业不断发展的根本所在。

他还特别提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将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企业商业信用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考虑。”尚福林多次如是说。迄今而至,全球股票市场有200余年的历史,而股份制的历史长达400-500年,早期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成立,这个公司的定位就是“皇家特许经营的股份制公司”。换句话说,成熟市场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发展股份制,在股份制基础上发展股票市场。回顾国内,我们先有了股票市场,后有企业改制上市,当前股票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企业的商业信用积累明显不够。“加强社会信用基础设施建设,不是搞个征信体系就行了,而是要加强全社会的信用建设。社会信用的提高可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社会信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人失信,整体受影响,就像前几年一个老太太摔倒了,扶起来的人还要担责,导致扶不扶成了社会问题。再比如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一旦连续几个企业违约,会抬高整个市场的利率水平,导致企业整体融资成本上升。”而尚福林断言,如果社会信用水平提高了,商业信用上去了,直接融资比例自然也就上去了。

对于今天的金融从业者,尚福林认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要加深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自觉遵守金融运行的规律和底线。“监管者为了保护投资者出了很多政策,比如现在发展私募基金,对人数和额度进行限制,为的就是防范风险,把不适合的投资者拦在外面。但现在,一些私募基金搞得像公募基金一样,谁都能来参与,这样的投资前途不定、风险更大。一旦违背规律,就会出问题。”尚福林显然有些担心。

这就是尚福林的风格,事关监管,必须较真。但他并不否认互联网“这条鲶鱼”给金融业带来的活力:“互联网和金融结合好了是好事,但这种结合应该是金融+互联网。因为银行管着别人的钱,它考虑的是稳;互联网的思路是赢者通吃,做法是通过烧钱迅速扩大,甚至独占市场,以此为做事宗旨,拿到金融上来,所走的路就未必是正确的了。”

回头一看,从进樱桃园分理处的大门,到如今与那些奋斗过的坐标遥相呼应,尚福林45年的从业经验,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新时期金融监管的教科书?就在成稿之时,尚福林带领政协调研小组,依然在为实体企业发展寻找优化路径。

出走半生,归来仍年轻。而保持年轻最强大的动力,或许不是经历,而是初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