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鑫表示，脱逃前，王磊、张贵林住在二监区四层，他们逃走的时间为凌晨3点左右，正是铁门上锁、走廊内缺乏干警有效监管的时刻。

据知情人士介绍，二人脱逃当天，二监区四层的公共卫生间内晾晒了床单、被罩等物品，遮挡了负责巡查的犯人的视线。借此机会，二人才从卫生间逃出了监舍楼。

“正常情况下，他俩从四楼到别的楼层要经过铁栅栏门，走出生活区还要惊动中心岗。”上述工作人员称，由于二人逃离监舍楼时未引起注意，所以有人猜测他们是从公共卫生间窗户爬出来的，或者从下水道钻出来的。

“但是厕所窗户外有防护网，如果从那爬出来就要先把钢筋锯断，还得不让别的犯人看见。”钟鑫认为，两人逃脱或许蓄谋已久。“起码一周以上。因为钢筋要偷偷剌，还有声音。”

而另一工作人员表示，他听说二人是从厕所窗户逃出监舍楼的，“带着棉被，翻出了生活区的铁丝网。”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截至目前，没有消息显示二人所住楼层的卫生间窗户防护网是否被锯断。记者向当地监狱管理机关核实“罪犯利用棉被翻出生活区”的细节也未获回应。

钟鑫表示，从监舍到会见室的距离两三百米。如果走出监舍楼，前方是篮球场、绿化带、犯人食堂，再往前走是一片开阔地和种有低矮灌木的绿化带，然后是一座灰色三层小楼。小楼一层、二层是会见室，窗外都有钢筋制铁网封闭。三层没有铁网，是监狱管理人员办公室。

在辽宁省监狱局10月8日发布的通报中，王磊、张贵林撬开会见室门窗脱逃，该会见室便位于这栋小楼内。

工作服内装着门禁卡

离开监舍楼后，王磊、张贵林再次现身是在两三百米外那座灰色三层小楼的会见室里。那里紧邻监狱高墙，是除了大门外，距离自由世界最近的地方。

在涉及监狱的影视剧中，会见室是经常出现的场景。它通常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被一堵玻璃墙隔成里外两间。玻璃墙隔音，会见时墙里的犯人和墙外的亲属、律师要用电话交流。

据曾去监狱探望儿子的王磊母亲回忆，第三监狱会见室和影视剧中的样子差不多，玻璃墙上“一个窗户安着一个电话”。据她观察，玻璃墙是死的，里边的犯人出不来。玻璃墙内有门通着供干警和犯人经过的通道，玻璃墙外有一条供家属、律师等人员使用的通道。

10月10日，新京报记者站在监狱外不远处的居民楼上，可以看到那条供家属使用的外侧通道。它被一条带蓝色铁皮屋顶走廊封闭起来，直通监狱的高墙。

据辽宁省监狱局通报，10月4日凌晨，王磊、张贵林进入了会见室，撬开工作人员办公桌内盗取部分现金后，利用凌源钢铁集团噪音作掩护，撬开会见室门窗逃脱。

据一名监狱系统的人士透露，二人盗取的现金是工作人员的钱，锁在会见室家属通道入口的抽屉里。“犯人到这儿把抽屉撬开，钱拿走了。具体金额不清楚，但钱大部分都在张贵林身上。”

据辽宁省监狱局通报，二人脱逃前盗取了“一件监狱事业管理人员穿的警用工作服，有臂章，无警号和肩章”。在监狱系统工作多年的王大头（化名）说，工作服内装有会见室通往外界的门禁卡。之后，二人利用门禁卡，从家属通道走出了会见室，成功逃离。

经费不足导致硬件薄弱

站在凌源街头随便打听，路人大多能说出几个曾在这里服刑的风云人物，最出名的当属“白卷英雄”、禾丰牧业的原始股东张铁生。

据一名从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凌源分局（下称“凌源分局”）退休多年的老职工介绍，自上世纪50年代起，沟壑纵横、山峦重叠的凌源便开始修建监狱。到了60年代，这个总面积3000多平方千米的小城内已有7所监狱，占到辽宁省监狱总数量的近1/5。事发的第三监狱，建于1958年。

依据监狱法，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监狱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罪犯必须参加劳动。这种监狱内劳教结合的政策，从建国初期落实至今。也就是说，监狱不仅是罪犯受教育、受改造的场所，同时也是劳动、生产场所。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一份资料显示，在“大办钢铁”的契机下，辽宁省从1958年开始在劳改单位内部集中力量建设钢铁联合企业。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凌源分局下属各监狱已做到分工明细：第二支队（第二监狱前身）为汽车总装配厂；第三支队（第三监狱前身）为汽车铸造厂；第一支队、第四支队、第五支队负责生产汽车发动机、燃油泵和汽车底盘。

“那时候我们生产的汽车不愁销路，还给军队生产特殊车辆，效益很好。”第三监狱的一名退休职工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三监一个厂养活了全局五个监狱，一年盈利几百万。“全国第一辆平头载重卡车就是凌源监狱产的。一开始名字叫辽老大，后来改成了凌河牌。”

监狱企业挣来的钱，就是当地监狱系统的经济来源。干警的工资、犯人的日常开销、监狱正常运转的经费，均从此而来。

随着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凌源分局内部企业凌河汽车工业公司（下称“凌河汽车”）也面临着改变。据一名三监狱的退休老干警回忆，1992年12月，凌源分局正式将凌河汽车改制，使其与市场全面接轨。凌河汽车因此在竞争中失去了优势，凌源监狱系统随之陷入经济困境。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一份材料显示，1995年9月中旬，凌源第三、第四监狱曾因长期拖欠邮电局电话费分别被掐线，使两所监狱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1996年6月，辽宁省监狱局发出《为凌源三监狱干警职工捐款的倡议书》，凌源分局有4000余人参与，捐款22260.02元。

监狱系统靠犯人劳动、内部企业收入维持运转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此后，监狱内的警察经费、狱政设施经费、罪犯改造及生活经费等开始由国家财政负担，监狱企业也纷纷转产适应市场，监狱系统的财政负担逐步缓解。

“但各地的实际情况其实差很远。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监舍内已经普及了独立卫浴、电动门、指纹锁、红外报警器，有的监狱还给犯人戴上了定位手环。凌源始终缺钱，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条件。”一名知情人士以事发的第三监狱为例，三监一些区域的摄像头还是模拟信号，清晰度很低，容易形成监控死角；狱内红外报警装置也不完善，无形中为罪犯的逃脱提供了便利。

“其实不仅凌源，整个辽宁省的监狱系统都缺钱。”王大头说，在凌源的7个监狱里，第三监狱的基础设施不是最差的，而是“处于中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