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鬼闹中华”是胡适说的，胡适曾作文《我们走的那条路》，文章视野开阔，立论高迈，着眼于如何“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胡适说：“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一是贫穷，二是疾病，三是愚昧，四是贪污，五是扰乱。”这不是胡适临时起意，而是他熟思之议。

两年后，胡适去天津大学演讲，题目为《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给中国开诊断书，胡适依然认为中国是五病并发：贫穷、积弱、愚昧、贪污、纷乱。只是措辞稍有不同，第二之“疾病”换成了“弱”。

胡适“五鬼”之说，不说三座大山，单说五个小鬼，此论一出，物议纷起，梁漱溟有驳：“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梁漱溟又驳：“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陶行知也做起了打油诗，题目叫《放走一个大妖精》，妖精者，帝国主义也。

陶行知这首打油诗的题目，起先并不叫《放走一个大妖精》，而是《贺胡适先生四十岁》：“胡公正在红喜放鞭炮/送他什么/发汗药。”

胡适寿宴上，陶行知送谠论，其意一也，都是把筵席当讲坛。陶行知来到胡适四十岁庆典上，捣了一个蛋，并不可证他俩关系如仇。1930年胡适离开上海，准备北上，陶知行在一家徽菜馆为胡适饯行，黯然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