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现代文明中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欧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与波斯文明；俄罗斯和东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种种关系连着种种基因演化成种种道路。

现代欧美文明认为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其中，古希腊文明是源中之源。现代中国的道路，建立在中华文明的遗产之上。中华文明的稳固形态确立于秦汉，演变之关键处在战国。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三世纪，战国与古希腊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境地。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国家，而是军事强大的边缘国家；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提出了大量哲学、政治、道德命题。

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希腊形成了亚历山大帝国，仅7年即分裂，其后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100年，被罗马逐一兼并。战国形成了大一统秦王朝，虽14年后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汉制度被历代王朝所继承，整整延续2000余年。

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结果，我们通过同时期几个思想家的命运来探索答案。

1975年12月，在湖北的偏僻小县城云梦，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史学意义深远之事——修建水利工程的农民在一块叫做“睡虎地”的农田里，挖出了一座秦国小官的墓。墓主人尸骨之下枕满竹简，竹简上书满秦法。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简》。

《睡虎地秦简》

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学家在这些法家竹简中，发现了一篇官吏思想培训教材《为吏之道》，核心思想居然是儒家。

——“宽俗忠信，悔过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

——“临财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

这非孤例。陆续出土的王家台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中都有类似文字，说明秦朝晚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这和后人对秦“焚书坑儒”、“纯任法家”的绝对化定论不一样。

不一样的，不只是秦国。还有六国。

通常认为专属秦国的法家制度和精耕农业，实际是魏国发明的；通常认为自由散漫的楚国，实行“县制”比秦国还早；通常认为商业发达的齐国，其《管子》中也含有与秦相似的“保甲连坐”元素。

可见，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战国晚期的整体潮流，政治观念亦基本趋同。这个政治观念，就是“一天下”。对整体“天下”的执著，是历代中国政治家群体最为独特之处。

思想家们也是如此。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第一个高峰，亦是仰慕西方的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盛景。但大家只注重了“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融”的一面。几十年来陆续出土的战国简帛印证了“诸家杂糅”相融相合的现实。“德”不为孔孟独享，“道”不为老庄专有，“法”不由商韩把持。在秦征服六国之前，诸子百家的思想融合已经开始。

诸子百家虽然哲学体系差异极大，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的礼乐道德秩序，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的权力法律秩序，墨家强调“尚同”与“执一”的社会行动秩序。即便强调极端自由的道家，对统一秩序也是认同的。老子的“小国寡民”，经常被说成主张分治。但实际上，“小国”只是政治过渡的单元，“邦国”之后还有“天下”这一最终秩序——“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他还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奥秘。只是他对“天下王”要求太高了，光有权力不行，必须是圣人，“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类似于哲学王。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经常被解读成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庄子反对的是儒家瞎折腾的“有为而治”，推崇道家更高明的“无为而治”，但“治”的本身是统一的，“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战国成了思想制度的熔炉。秦国的法家贡献了大一统的基层政权；鲁国的儒家贡献了大一统的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以市场调节财富的“管子之学”；魏韩贡献了纵横外交的战略学与刑名法术的治理学，赵燕贡献了骑兵步兵合体的军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汉朝。汉的政权结构来自秦，意识形态来自鲁，经济政策来自齐，艺术文脉来自楚，北伐匈奴的军事力量来自赵燕旧部。

大一统，不是秦并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