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研究公益慈善事业在您40年历程中重要性如何？

周秋光：改革开放后，慈善事业的复兴带来了慈善史研究的复兴，慈善史研究队伍逐渐庞大，研究范围逐步扩展。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慈善史研究中重复研究较多，大多数是针对某一个慈善机构、某一次慈善活动的具体研究，缺少现实关照性。研究当代慈善事业的学者多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研究，研究慈善史的学者则较少关注当今慈善事业面临的具体问题。

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研究几乎与我这40多年的学术生涯相始终。40年来，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公益慈善研究上，一直到现在。

在我看来，慈善史研究与当代慈善事业现实之间的通道尚未打通，慈善史研究没有做好为现实服务的工作，基金会在需要历史经验借鉴时，难以寻找到适合的历史经验。打通慈善史研究与慈善事业现实需要的工作，仍须学界同仁继续努力。

记者：您与曾桂林老师所著的《中国慈善简史》是我国最早的慈善历史研究专著之一。您认为哪些历史经验值得当下我国基金会行业借鉴和传承？

周秋光：关于历史经验的借鉴与传承，我认为当下我国基金会等慈善公益组织可以从三个方面向传统慈善取经：

一是在制度建设方面。这里的制度建设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方式。当下我国基金会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除强化自身建设以外，更离不开政府法律上的规范与政策上的引导。我们今天的很多基金会，缺乏专业化管理机制。此外，目前第三方评估机构缺位，无法对基金会进行有效监督。

二是从经济角度考量。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殷实的物质基础。今天，部分基金会资金管理机制不完善，筹资渠道不通畅，基金会资金保值增值的办法不多，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历史上慈善组织采取包括彩票、义演、义卖在内的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募集到相当数量的捐款，这非常值得借鉴。同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经验留给当代民营企业家的启示是：要勇于担当，服务社会，秉承“实业报国”的精神，助力推动慈善公益组织的健康发展。

三是从文化视角出发。中华传统文化孕育了优秀的慈善文化传统，蕴含着救人济世、福利民众的优良美德。这些优良的传统美德对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依然具有深远意义。因此，当前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各类慈善公益组织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练好内功，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慈善的外在形式可以有很多种，但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不变的。我们讲“慈善文化”，就是要将慈善的核心内涵在各类慈善事业中发扬。

记者：您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强调要加强当代慈善文化建设，并认为中华慈善事业的存在与发展和中华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紧密相连。在您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哪些事件影响和塑造了我国当代慈善文化？

周秋光：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生命力的延续和再现，它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从“小慈善”转变为“大慈善”，从单一慈善救助拓展到社会公益各领域，当代慈善文化是从中断走向逐步发展的，如组织机构、法规章程的完善化，慈善主体覆盖的多元化等等。

1994年4月，中华慈善总会的建立标志着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在此之前，在中国从事慈善活动的社团组织多是地区性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是当时第一家全国性的慈善组织，揭开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1998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洪水。在灾难面前，人们的慈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社会捐款数量大增。此外，还有2008年的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灾害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机构先后开通捐献电话与捐献账户，呼吁号召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2008年至今，这也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当代转型期，转型尚未完成，仍在进行中。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慈善也为“全民慈善”提供了技术平台支持，说明中国慈善真正走出了地缘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熟人社区。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的慈善事业开始走上法治化建设道路，使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了基本法，慈善事业从此进入“依法行善、以法治善”的新阶段。这对于规范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激发社会各方积极性、培植慈善文化建设、促进慈善公益组织成长等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在未来5年乃至10年，我国基金会行业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

周秋光：新征程亦是新起点，未来，我国基金会发展将会有更广阔的平台。

首先，要完善组织机构，吸引专业人才。规范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充分重视慈善文化建设，普及慈善文化知识；协调发展各区域间基金会的数量与规模；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明确发展方向；对专业从业人员的薪酬按市场化运作，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加强对基金会从业人员的在岗专业化培训，以此提高基金会的运作效率；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对基金会工作内容从职业化的角度进行规范设置，保证从业者在发展中有合理的职务晋升空间，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

其次，要改善投资理念，加强创新项目运作能力。新时代公益领域不断开拓，狭隘的募捐渠道已不能满足公益项目增加的需求。因此，要重视基金会创新项目的规划，正确找准项目管理在基金会运作过程中的定位，优化组织架构，理顺内部部门间的关系，让项目的运作和管理更具专业化和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再者，要健全外部制度保障，强化社会舆论监督。主动信息披露，将自身暴露于社会第三方监督之下，提升基金会的影响力和项目认可度。虽然实施信息透明制度会给基金会增加一定的成本支出，但从长远来看会提高其公信度和资金利用效率。

总之，基金会的健康、有序、稳定发展，是一个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任务，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正因如此，才更要有敢打敢拼的劲头和长期奋斗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