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 何方 李木元）医药创新能力正在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国产创新医药特别是生物医药在疫情防控、助推经济重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国产医药创新还处于起步阶段，“走出去”依然面临巨大挑战。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原主任张澍，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吕爱平，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党委书记孟冬平以及百济神州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吴晓滨做客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委员会客厅》栏目，就“推动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从“跟跑”到“并跑” 未来仍需努力 

主持人：如何客观看待我国医药工业水平和创新水平？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否匹配？

张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医疗水平也大幅提升，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医药工业水平和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领域医药依赖进口，加重了14亿国人的医疗负担。二是我国医药创新起步晚、水平较低，发达国家的医药工业发展比我们早近百年。我们从一开始的“跟跑”追到了现在的“并跑”，要继续保持甚至“领跑”还要较大距离，还需保持紧迫感。

主持人：有人说我国医药创新迎来了春天，吕院长您怎么看？

吕爱平：判断我国医药创新是否迎来春天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规管，整个医药创新链条的规范管理，是否有利于促进创新。二是整个医药卫生制度环境，也可以说是生态环境，医药创新需要在这两者间寻求平衡。

医药工业本身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创新研发决定着下游所有医药产业的发展。从新药研发创新的角度来说，其实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研发企业的活跃程度，你有多少具有国际水平的研发企业？有了这些企业才会有医药工业的腾飞。在医药研发企业的背后其实是两个竞争，一个是人才的竞争，另一个是国际资本的竞争。近10年来，我认为以浦东、苏州、北京、深圳等这些区域为主的新药创新医药研发企业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活跃度很高，无论是国内资本，还是国际资本关注度都比较高。

第二个要素是我国的整个医药卫生制度。近年来，医药卫生改革措施不断，整体的投入在增加，当然可能跟西方国家比，我们的企业创新研发投入比例还不够高，在GDP中的占比也不够大，但是整体有了明显进步。

第三个就是资本的加持。这几年香港的股市对生物医药企业给了一个很好的优惠，不一定要盈利，你只要有一个标志性的科研成果，有国际资本的加入，就可以申请上市，总的来说，我觉得国产医药创新真的是春天来了。

主持人：如何看待我国医药产业的重要地位？国产医药创新对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能发挥什么作用？

张连起：目前，国家对创新医药出台了财税、金融、人才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国产医药创新技术现在已经挤入了世界第二梯队，但是存在的问题还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创新医药如果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定份额，还需要时间的积累、人才和资本的支持。反过来，推动创新医药“走出去”，不仅能造福我国百姓，也能造福各国百姓，能够加快构建以国内需求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主持人：我国医药进出口在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对于我国贸易的贡献度有多大？

孟冬平：从医药进出口的总体规模看，包括西药、中药、医疗器械，以及近几年兴起的营养保健品在内都是呈不断上升的态势。

从近几年海关的统计数字看，2019年以前，我国医药进出口额将近1500亿美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我国医药进出口额增加到近2500亿美元。到2021年，随着各国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对防疫物资的需求慢慢减缓下来，但日常药品和医疗健康产品的出口又开始恢复，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可以说进出口对我国医药健康工业和市场的繁荣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走出去”机遇与挑战并存 

主持人：如何看待国产医药创新环境？目前，国产创新医药是否迎来了“走出去”的契机？

吴晓滨：从2015年开始医药产业改革到现在，我国的创新药研发管线在全球的占比已经上升到了14%，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如百济神州从2019年开始，陆续将具有百分之百知识产权的本土创新药出口到了美国、欧盟等45个国家和地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迎来了好时机。 

当然，创新医药“走出去”需要有国际视野，在国外做临床试验来证明药性在种族之间无差异。因此，往往需要从临床试验研究时起就进行国际化布局。

主持人：目前，我国创新医药“走出去”存在哪些挑战？

吕爱平：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才，熟悉这个领域“游戏规则”的人才不足；二是数据，能达到国际认可的、标准的临床数据。

张澍：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是很大的，我们不仅面临人才短缺问题，还面临着体制机制问题。首先是人才交流问题，我们要有一个机制能够让这些在国外研究高精尖的生物医学人才聚集到中国；第二除了生物医学，材料学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转化医学等也要跟上，这样才能让医药创新有一个好的土壤。

这样来看，支撑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的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应该打组合拳，各方面协调好。

做好自己的事情，“走出去”就顺理成章了 

主持人：国际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给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连起：两国之间的这种博弈还会继续，这种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还会白热化。但是不断怎么博弈，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首先要加速创新、差异创新，创新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立足自己。从2015年开始，为满足公众临床需要，我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加快药品医疗器械上市评审审批，落实药品上市许可证持有人制度等，给我们创新医药“走出去”提供了一个重大机遇。

我国医药创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有差距，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我们有差异化的创新成果。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首先要把自己的需求解决了，比如说推动创新医药进入医保，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推动解决人才缺口问题等。

另外，除了加大医药创新投入，还要在项目中锤炼、积累经验，探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惠互认机制、质量互认机制等。总之，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走出去”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我相信，大量的中国药物与世界水平在逐渐接近，我们原来那种认为进口药与国产药有明显质量区别的概念正在成为过去。当然，我们还要多花一点时间，给创新更多一些包容。

总之要营造一种鼓励创新的土壤，原来我们的优势是价格，现在我们的质量要快速提升起来，在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中为全球提供新的选择机会。

主持人：新冠肺炎疫情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格局，这对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孟冬平：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世界格局带来了深刻变化，各个国家都在抢占先机和制高点，希望能够尽快恢复经济发展，控制疫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我们对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防疫物资和医疗器械，帮助很多国家解决了抗疫问题，再到现在提供了大量的疫苗，可以说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帮助了更多国家进行疫情防控。其实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疫苗的成功“走出去”都是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这么多年来厚积薄发的结果，这源于中国政策的长期助力。同时，一系列医药卫生健康制度体系的改革，大大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中国巨大的市场活力和历史机遇，对全球的医药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创新医药定价要在惠民和企业发展间做好平衡 

主持人：当药品创新以惠及全球作为出发点时，定价这个问题又成了热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吕爱平：创新药的定价具有国家属性，它的定价需要在企业和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找到一个平衡点。

吴晓滨：出于对发达国家的价格体系的保护，传统国际大公司的药价一般下不来，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用不起这些原研药。作为“根植中国，放眼全球”的新一代创新药企业，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能用得起药，所以我们的创新药价格能够做到比较亲民。但药品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创新药企业一方面需要资本市场的助力，另一方面，药品价格也需要有一定的盈利，才能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推动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反过来，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如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张连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首先国内是创新医药的需求主体，做好国内的事情，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当然，和欧美国家、日本乃至印度比，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差距和短板，加快医药创新步伐。驱动创新有5个因素：配套的资本市场、庞大的市场需求、高端人才的红利、创新医药的审批制度以及医保扩容。

现在来看，我国医药创新的瓶颈还有几个：第一个就是研发投入还要进一步加大；第二就是原始创新有待加强。我们要瞄准堵点、痛点、断点，补齐短板和弱项，把自己的事儿做足了，“走出去”是顺理成章的，也必然会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助力国产创新医药 

主持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国产创新药走出去提供了什么样的便利？如何通过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助推“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地落地？

孟冬平：30多年前成立时，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作为商务部直属的五大进出口商会之一，一直在努力搭建平台，承担了包括中英、中日、中韩、中印10多个国家的经贸混委会、联委会的医药健康产业的牵头人，在这个平台机制下商会开展了很多的对接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医药企业逐步“走出去”彰显的实力和成效。  一开始我们基本上处于原料药和仿制药阶段，更多的企业瞄准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最近10年来随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直接把目标瞄准了欧美发达国家市场。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全球性的资源涌到中国，同时，中国的企业也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配置，集中发力。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整个医药健康行业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和政策支撑。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企业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建立了相关的合作机制。

吴晓滨：我国创新医药在研发时应高起点，瞄准国际最高水平，无论是从疗效还是安全性上胜别人一筹，才有可能得到快速审批，赢得国际声誉。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惠及了欧美企业价格体系覆盖不到的地区，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课题。

我们的泽布替尼在全球进行了头对头的双盲试验，无论从疗效还是从安全性上都经得起检验，在国际上一下子就把声誉和知名度打开了，在美国市场放量很快。目前该药已经在世界上45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上市批准，原因就是这是高起点、高质量的创新。

主持人：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疫苗走向国际，这可以说是国产创新药“走出去”的典范，那么，中国疫苗“走出去”对于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走出去有何启示？

张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我们中国的疫苗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我感觉非常自豪。这说明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研发能力，并且研发质量也达到了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在中国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号召下，这个事情就做成了。最后我想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没有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医药产业的不断投入和建设，就没有如今在我国在全球疫情防控中取得的成绩。

主持人：香港的医药卫生体制和国际接轨，如何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推动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

吕爱平：能否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让国际市场认同我们的创新医药，取决于大湾区整体的制度环境，如果有好的人才政策、市场政策，大湾区对创新药“走出去”可以起到很好的积极作用。

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要打好组合拳 

主持人：如何从国家层面真正助力国产创新医药“走出去”？

吕爱平：我觉得从国家层面推动创新医药“走出去”需要两个方面助力：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整合国家资源来进行创新医药研发；二是营造支持创新的公平竞争的环境。

张连起：我觉得关键是培养好的创新土壤。资源配置有两只手，一只无形的手是市场，一只有形的手是政府，只要这两只手紧密相握，创新医药“走出去”就不难。

张澍：最主要的还是制度和政策支持，抓住核心要素，然后用上组合拳，才能推动创新医药“走出去”。

孟冬平：国产医药创新“走出去”关乎方方面面，是一个综合体系，首先它既源于政策的助力，但是更源于企业的创新，当然，还需要整个社会的协同形成一个相互融合的生态体系。政府要从政策设计层面营造良好的氛围，市场经营主体也要摒弃喧嚣浮躁的心态和商业投机心理。只有踏踏实实做好基础性工作，这才是我们未来赢得更多主动权的关键。

吴晓滨：今年初，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这说明国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营造鼓励创新的生态环境，也为企业持续创新提供了动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最活跃的因素。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做好创新研发，做好质量控制，在国家大的政策引导下，不断做大做强，提升水平，为本土创新医药“走出去”贡献力量，既要服务中国患者，也要造福各国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