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全国政协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会上用“全方位变革”来形容数字经济带来的变化。

如果用经济周期理论来审视当下数字经济，我们会惊喜地发现，这个“全方位变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大概率会开启中国新一轮增长周期。

经济周期理论几乎伴随着中外经济学理论的萌芽和发展全过程。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我国春秋时期的越国著名谋臣计然，通过运用经济周期理论，实现国家经济强盛的故事。

计然发现，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会呈现周期性波动，治理国家或者经商，必须遵循这个现实。“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近代以来，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也日趋深入。

1862年，法国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市场存在着9至10年的周期性波动。

1926年，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发现，发达市场经济体中存在一个为期50至60年的经济周期。

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在《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中，首次提出市场中存在一个长度约为20年的周期性波动。

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描绘了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并且会呈现繁荣、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的循环运动，政府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而有所作为。

就此，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调控开始从学界广泛而深刻地走向了现实，并且影响了此后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这些理论，也被后世学者用理论提出者的名字来命名。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也逐渐形成了共识：经济周期与生产要素波动有直接关联。

比如，朱格拉周期与设备更新周期有关，库兹涅茨周期与建筑业周期有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形成则是技术创新周期的结果。

当下，已经有学者发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推动形成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因为全球化的推进和科技革命的深度不断扩展，这个经济周期的长度和广度将更具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无疑是那颗最闪亮的星。

如果说，前30年是信息技术革命的萌发、扩散期，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成功抓住了这次机遇，实现了自身的成长，并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那么，未来的30年，在政策强力推动下，中国必将引领全球信息技术革命不断走向深化。

眼下，承担这个使命的就是数字经济。

这也正是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与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并列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