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政协会议”会场外景

抗日战争结束至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就“统一”问题展开舆论论争：国民党高唱“军令政令统一”口号以达成其独裁专政之目的；共产党以“民主之统一”为核心观念，立足和平建国大局，创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志在解放全中国；民主党派则在“和平民主统一”的政治诉求中寻找政治伙伴，在经历波折后最终与共产党达成了政治共识。

重庆谈判前后的统一诉求

尽管和谈的双方以国共为主，但各方也相继表达了统一诉求。张澜致函双方：在政治上“国人一致要求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在军事上摒弃兵贵多而不贵精的旧日观念，民主不必持武力保障，统一不必赖武力维持。民主知识分子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也致电两党，建议勿只谈地域军额，应速速成立宪政府，早日禁止军人干政。此时，他们总体上是以中立立场出现的，并试图充当两党中介，这不仅因为全国的反战呼声，也是实现其政治参与的民主诉求。面对和谈后的军事危机，民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第三党、世界科学社、重庆中国农业协进社等政党团体的民主人士梁漱溟、沈钧儒、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蒋匀田等纷纷致函双方，要求制止内战、停止一切军事进攻，结束党治，速召开各党派参与的政治会议政治协商，统一于民主政府。民主党派致函张群、张治中，催促早开政协会议，并主动邀约国共双方，劝告双方适可而止。

民主党派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给国共双方造成了实际压力，加速了停战令的实现。表面上，民主党派处于中立位置，劝勉左右，但实质上其“反内战、反一党独裁、党派通力合作以平等政治参与”的政治诉求与中国共产党殊途同归，中国共产党也一直与民盟和民主人士们保持着紧密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诉求，在各自认识上寻找一致行动的缘由：都是“受压迫主张民主的在野党”。不可否认，民主党派内部也存在着“若国民党可给予一些参与政府的机会”，与他们合作也不失为一种选择的想法。民主党派的统一诉求十分明确，就是通过政协会议迫使国民政府分享权力，将国共协商转化为三方协商甚至多方协商，以联合政府的形象在政治参与中占得一席之位。若国民政府答应这一诉求，则足以平衡国共之争，民主党派也愿充当调停中介；若有可能与中共保持一致行动，则足以破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现状。事实证明，民主党派的筹划与调停虽使政协召开，但离真正和平民主尚有距离，尤其是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使他们逐渐放弃了幻想，开始积极向共产党靠近，寻求政治共识。

“旧政协”中的各方博弈

政协召开前，国共代表被民盟邀至特园。民盟向双方提出了“停战、延期国大、定期政协”三大事项。共产党同意但坚持“军事自卫、政治进攻”的原则；国民党表示“只要共军接受整编及恢复交通，则尽量容纳政治之要求”。后经商讨，最终敲定：在成员上，国民党原政府成员8人，中共7人，青年党、大学教授5人，民盟、国社党、救国会、第三党、中华职教社9人，民主人士9人；在占比上，国共代表不及半数，原、现民盟居多，民主人士次之等。

在政协的各方博弈中，民主党派与中共立场大多一致，因此蒋介石深感改组压力，认为“共党外围所谓民主同盟者，对我政府之攻讦与要挟”。在军队国家化上，青年党赞同“军令政令统一”，但表示“全国国防部应独立于一切党派之外”；民盟也提议“全国军队脱离党派关系归属国家，达成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可见，青年党与民盟以国共双方均交出军队为条件，然而，却既没有参透国民党的真实意图，也没有理解中共交出军队的政治民主化前提，听信了“军令政令统一”口号，显然这样的提议让国共双方都难以接受。虽然如此，他们的“统一整编国共军队”与“中共军队整编进国民军队”有区别，尽管蒋介石对政协决议不满，他还是欣慰于“整编中共军队”的提议，毕竟这是他极端重视的问题。民主党派的左右奔波带来一丝民主气息，各方政治诉求急欲冲破旧有政治框架，打破党派的排外闭塞，更深层次地挖掘以统一为核心的各自谋划和价值，以期在澄清过去、阐释现在、规划未来中争取合法话语权，阐释民族性和民主性的价值理念。

“旧政协”的三方命运

政协让民主党派对民主前途寄予厚望，认为决议基本满足了他们的统一诉求，并博得了参政席位，他们极力维护这道民主曙光，并在论争中与国民党渐行渐远，与中共达成政治共识。

民盟在奔波游说之间深感无力：民主党派毫无武装力量，几乎赤手空拳；因与中共的几进共退，被蒋介石看作“不公正的中间派”，又因军事上的尖锐态度，使自卫状态的中共无法抉择。梁漱溟忧心地说，国共和谈已深感不易，当左右开枪武打时，中间人更是难以自处了。1946年5月，民盟、民建、民促等50余个党派发表《反对内战宣言》，“停激战，行决议”；民主人士和各界名流在重庆吁请国民党宣布停战令。舆论施压获得了蒋介石“不再打”的安慰，但短暂的20天停战后，蒋介石却又派50万大军进犯苏皖解放区，国民党当局造成的内战、经济、政治危机空前扩大，其所谓的统一口号充斥着虚伪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10月，国民党在军事优势扩大之余，更急于劝请“各方参加国民大会，以凑成其统一”。民主党派不忍大局破裂，遂敦迫共产党一同“勉为一谈”，但“先国大后停战”的条件让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都难以接受。张澜甚至感到受其威胁利诱，故民盟总部发布《紧急通告》，拒绝“国民大会”邀请。这时，民主党派内部分化，主持“宪草”修订原则的核心人物张君劢从民盟倒戈，领民社党致函“自当出席，以赞大法完成”；青年党陈启天亦声称“宁为鸡首向彼效力”。自此，国内舆论明显两极化。共产党与民盟虽个中观点有异，但根本要求一致，共产党对多数民主党派和人士拒绝参加“伪国大”是很欣慰的，这表明他们仍抱有民主和平的政治期盼，有守望相助之感，统一战线有望，民主有望而统一有望；分裂后的民盟与共产党志同道合，开始寻求新出路。另一方却错综复杂，国大会场使蒋介石有“孤立之感”，为达成多党派参会的“宪政之名”，蒋介石不得已邀请青年党和民社党，但怕他们要求过多，又怕无法满足要求而备受舆论压力，政治烦恼不减反增；青年党和民社党大多因个人政治野心意图谋求一官半职，并“趁机政治要价，要求众多位置”，现实却是既被原党派开除，又招致国民党不满，未有任何实际收获；民主人士的态度相对客观，谁坚持“真民主、真和平、真统一”便支持谁，否则将尝试“第三条道路”。

政治共识：和平、民主、统一

随后，国民党将共产党、民盟和一众民主党派列为非法党派，监视、绑架、逮捕、暗杀，迫使民盟总部于11月6日解散，引发国内外舆论震动。九三学社、民促等强烈谴责这种“稍不合作谓之叛、稍有批评谓之乱”的践踏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卑劣行为。

民主党派相继失去言论、结社、政治自由，转而在地下集结，他们在经验中痛定思痛：真正的和平民主统一之路唯有依靠武装力量，任何承诺幻想和中间道路断然不行。民主党派在抉择中坚定选择共产党，当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后，他们又有了民主希望。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代表联合响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适应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为成立“各民主党派、民主阶级统一阵线的联合政府”与中共达成了统一共识，为“和平民主统一”的政治认同奠定了思想基础，巩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纵观战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达成政治共识之路，他们的态度转变是不断寻求共同理念信仰与价值追求的过程，也是共产党长期争取的结果，这不仅影响了解放战争的时局，更使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扛起了人民民主的大旗，汇入了浩荡的革命洪流中。

（李雪，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