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的交流中体现了“多元一体，兼容并蓄”

记者：近年，随着文博类综艺节目的播出，让文物开口“说话”成了一个流行的现象。如果让您选择一种能代表石峁的文物，就是您会选哪一种？

孙周勇：倘若在石峁发现大量的石雕之前，我首选的肯定是1976年发现的一批27件牙璋，这个牙璋被认为可能是后来流行在东亚地区的牙璋的祖形和发源地。现在，我会选择皇城台的石雕。石雕原本是大型宫殿上的装饰，营造出一种比较有仪式感、威仪、震慑力的氛围。受疫情影响，目前实地参观还不是很方便。《人民政协报》的读者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在网络上找一些图片看看。石雕的图案分几种，有一种典型的神面型图案石雕体量庞大，形象也特别丰富；第二种是似兽非兽、似人非人的神面状的，有的像饕餮纹，有点儿像良渚的纹饰；还有的是比较写实的，脸部圆润带着笑容，但因为要刻画在石头上，就会被拉长成为近乎方形的，像商代的青铜人面鼎。第三种是阴刻的线条，基本上是一种浮雕的创作方式。艺术创作肯定是夸张化、拟人化的。我们推断，这要么是石峁王国的祖先，要么是英雄一类的人物形象。每每与他们注视，我都能感觉到他们也正在看着我，想对今人讲述曾经的一件件趣事，或倾吐往昔的荣耀。

记者：您前面讲到，石雕上的饕餮纹，和良渚的纹饰有些相似。这让我联想到，石峁和良渚的另外一个共同点，都出土了大量玉器。而且据说，这两个地方的玉器还有所相似。这是否说明，在几千年前，不同的文明就在融通、交汇？如果是的话，会是通过什么样的介质来实现传播的？

孙周勇：当石峁出现时，良渚文明已经衰落了，这两种文明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正如你所说，我们在石峁看到良渚时期的玉琮，当然这种玉琮已经被改制过了，在良渚是典型的一个天圆地方的柱状，而在石峁时期就被切为薄片了。这说明古人上层社会高等级的礼器或者说奢侈品，交流的网络一直是比较通畅的。石峁处在欧亚草原廊道的南端，也是一个交通发达的地段，它汇集了很多文化：有西北方的齐家文化的一些典型的因素，跟陶寺遗址有很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可能跟关东地区、中原地区产生过一定的交集。其实很多文化都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一个强势文化在产生形成的时候，会吸收周边的一些文化因素，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影响是一直存在的。这些年，我们还在皇城台发现了扬子鳄的骨板和一些海贝，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这都是长江流域或者大海里面才有的东西，可是它们竟然很早就出现在西北内陆。所以，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说，这体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讲的“多元一体，兼容并蓄” 的文化面貌。至于你问我，当时文化交流的工具是什么，究竟是车、马还是船，坦率说我也不清楚，到现在依然是未解之谜。

记者：除了皇城台展示的王和贵族的生活场景外，有没有发现当时普通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孙周勇：我们团队通过植物遗存，分析出石峁的生业特点以农耕生产为主，兼营家畜饲养业。农作物种类主要包括粟、黍两种小米；豆科植物较丰富，显示家畜饲养业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农牧交错带的生产特点也许在当时已经形成，石峁先民已经能够饲养上述动物作为家畜并自给自足地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考古就是不断迫近历史真实

记者：石峁人是怎么消失的？

孙周勇：石峁城址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现在还没有确凿的原因。但我们观察到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在大河套区域，就是广义上的北方区域，内蒙古的中南部、山西的西北部、陕西的北部大概10万平方公里这个范围里头，从距今4000年前后发展到3800年前后的时候，整个前期遗址里的人突然都消失不见了，石峁人也不例外。一群来自“蛇纹鬲遗存”的人，占据了石峁人生活的地方。石峁人的消失很可能跟气候变化，或者是资源的日趋紧张、战争因素有关。

记者：石峁遗址也属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部分，这个平台对考古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孙周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几次很重要的工作，包括在关键阶段确定石峁遗址的性质和认定它的价值的时候，都是以探源工程的专家们为主，在现场召开了几次重要的、具有节点意义的会议。记得2012年，张忠培先生、李伯谦先生都说这是石峁古城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会改变我们关于中国早期的一些认知的高度。

记者：中国考古已经走过100年了，您怎样看待这项事业？

孙周勇：我的回答应该跟大部分的学者是一样的，考古发现是在不断地丰富古人社会的真实图像，不断迫近历史真实，但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原，因为我们通过史书记载看到的往往是后代或者更远的人追溯前代的历史，很少有当代来记述的。所以，“地下这本书”应该是最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