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乡镇几无化债能力

　　多年从事乡镇债务清查工作的郭学兵说，除了少数重点建制镇有契税返还等收入外，其他大部分乡镇运转靠县级财政兜底，基本没有化债能力。

　　深藏不露的乡镇政府债，在中国地方债中属于“冰山一角”。今年年初公布的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湖南和湖北乡镇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达114.86亿元和194.18亿元；全国乡镇政府负偿还责任、担保责任或救助责任的债务则达3070.12亿元、116.02亿元和461.15亿元。

　　“中央这次调查统计了乡镇债，是快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一位负债严重的乡镇负责人这样问记者。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湖北等地了解到，我国乡镇债务历史积欠，源自四个“成债”：一是抗灾救灾紧急筹措资金成债；二是农村教育、基础建设、计卫优抚、维稳接访等支出成债；三是“三提五统”时代党员干部垫缴税费成债；四是乡镇兴办各种企业投融资失败成债。

　　一些专家指出，我国乡镇由于“老债”存在的时间长的达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平静表面背后，是挂账计息“滚雪球”，“越拖越大、久拖要炸”。

　　一方面，乡镇债务空悬债权大，理顺关系难。从清理的情况来看，一些县农户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三提五统”，有大量欠款应收未收，村向乡镇有大量资金应缴未缴，在一些地方县域范围内形成了空悬的恶性债权链。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乡镇债务涉及的主体多，维护稳定难。湖南有的县的乡镇债务涉及个人债权主体上万户，欠个人债务总量很大。在安排偿债资金时，很难做到统筹平衡。

　　此外，债权人受偿的诉求高，满足愿望难。随着国家对“三农”领域的投入不断加大，特别是随着“普九”债务的化解、乡村干部垫缴农业两税债务的化解启动，其他乡镇债权人的受偿愿望变得非常迫切。他们认为，同样是政府欠债，偿还一部分，搁置一部分，不尽合理，不能理解。

　　记者发现，一些被沉淀乡镇债务困扰的县，其财政状况运转捉襟见肘，经常“卡壳”，“吃饭财政”难以维系，基本上靠上级转移支付、跑项目和要资金的“要饭财政”来维持。而那些债台高筑的乡镇，情况就更加严峻。

　　与此同时，“融资平台下乡”催生的新增负债风险叠加，导致部分地方乡镇政府偿债风险逐步显现。

　　前述东部沿海省审计部门调查发现，这个省乡镇融资平台公司中不盈利的达319家，占71.21%(其中亏损192家，占42.86%)。今年湖南省、湖北省公布的审计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两省分别有293个和443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还有乡镇到2012年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举借新债偿还的债务本金占偿还债务本金总额的比重)超过20%。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乡镇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有的高达570多亿元。加上当地乡镇政府承担担保责任或救助责任的债务，则逼近千亿元大关。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全国有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

　　(本稿件由记者苏晓洲、沈翀、王圣志、杜放、刘军、冯雷、李斌、叶前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