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求学与求爱

　　辛亥革命及南北共和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多元开放、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同时更是中国女性教育史上前无古人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一种多元开放、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之中，将近40年的民国时期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既要求学又要求爱的知识女性，从而成就了一系列民国红粉的传奇佳话。求学与求爱，也因此成为少男少女追求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的恒定母题。在求学加求爱的人生历程中，一次又一次陷入生死绝境的萧红，无疑是最令人揪心也最惹人争议的一个传奇人物。

　　在萧红之前，与她求学加求爱的人生经历大致相同的，是民国史上成名最早的女性白话文学作者庐隐。庐隐于1919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届本科班，从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届国立大学的女大学生。可惜的是，接连两次失败的婚恋，直接导致她在贫病交加中难产而死。

　　同样是求学与求爱，庐隐的同班同学冯沅君表现得更加实际也更加理性。从小被裹了小脚的冯沅君，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1924年2月，她在上海《创造》季刊发表自传体婚恋小说《隔绝》。《隔绝》以及此后的系列小说《旅行》《慈母》《隔绝之后》，以大胆的笔触表现了男女大学生的自由恋爱，并且为这种自由恋爱注入了读书进取的硬性指标。

　　张爱玲自称：“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但是，经过时间的筛选和考验，能够留传后世的恰恰是张爱玲、萧红、冯沅君、林徽因、杨绛、鲁迅、曹禺、沈从文、巴金、老舍、钱钟书等人，表现其求学与求爱的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的文学作品。像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茅盾的《子夜》之类苍白空洞并且堆积如山的说教文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随着现代工商契约社会及其市民文化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多元信息的开放普及，传统教科书给予莘莘学子的空洞苍白的单一说教，已经失去其支配作用。胡适当年所提倡的更加符合人类共性也更加体现时代精神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逐渐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