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找“婆婆”，又要找饭吃

　　事实上，鲜有例外，中国民间智库遭遇的困难几乎从注册就开始了。

　　2013年，为了获得一个NGO的身份，前滩综研至少找过3个“婆婆”。创建者首先找到上海市科委，接着被推荐给了浦东新区科委。但是，后者对创建智库不太理解。于是，何万篷等人又辗转联系到徐汇区科委作为挂靠单位。

　　彭澎的一些希望创办民间智库的朋友在民政登记时同样也曾遇到麻烦。“他们看到机构名称里既有改革又有智库就很紧张。尽管中央的改革方向是不要‘婆婆’。但他们说，你这个涉及意识形态，还是要找个主管单位管起来。”

　　除了身份，困扰多数民间智库的另一个难题是经费。以美国知名民间智库兰德公司为例，2013年，其近8成的收入来自美国军方和联邦政府的研究项目，其余则源于慈善机构、基金会、私人部门以及个人的捐赠。虽然后者的比例不足15%，但4120万美元的金额已经相当可观。

　　而在中国，资金却是民间智库的掣肘。“我们大多数企业家还处于公益的初级阶段，知道救济灾民、捐助学校，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政策研究扶贫的重要性。”王辉耀说。

　　于是，仲大军如今每天操心的事情不是如何提高研究水平，而是怎样才能搞到钱、拉到投资。他曾试图去做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工作，但根本说不通。与此同时，虽然也有一些外国资本来中国考察民间智库，但至今光有观察，没有动作。

　　“民营资本和外国资金都不敢往里投，中国的民间智库就很难做大了。”仲大军说。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如今的民间智库往往挂起两块牌子，一块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一块是工商注册的公司。同时，依靠政府采购与企业采购两条腿走路。

　　此外，前滩综研还曾想过一个方法，希望以高新技术企业的身份获取政府的优惠政策，缓解生存压力。但宋杰封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又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而且，对于民间智库而言，参与到政府决策、政府采购中去也并不容易。“一些重大的政策会议，受邀的往往是传统智库，社科院、党校高校等，很少有人会主动通知民间机构参加。”彭澎说。

　　而另一位民间智库的管理者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有些政府对外招标课题会对智库的注册资金、运营期限以及从业人员的体制内职称等方面提出要求。比如，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运营期限1年，甚至3年以上。政府部门会通过设置这些门槛来剔除中小型的民间智库。

　　据上述管理者介绍，上海设有一个政府采购平台，所有供应商都聚集于此。但平台之外的智库机构一般没有资格申请挂牌招标的课题。那如何才能进入这个平台呢？“首先，该机构要与政府有过合作，而且，政府认可其具备为它提供服务的能力。”

　　种种限制之下，民间智库戴着镣铐跳舞。“它们普遍生存艰难，而基本模式就是为甲方提供智力成果获得收入，进而有所积累，但积累不会太多。这是基本现状。”彭澎说。

　　而由于惨淡经营，民间智库也就很难开出比官办智库更优厚的待遇，吸引到优秀人才。“没有人才，研究者水平不高，民间智库的声音微弱又不被重视，于是也就形不成气候与影响。”仲大军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