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制”到“法治”，看似一个字的改动，中国却走过了20年的历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罪犯也是公民”、“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以法治国”、“保障人权”……这些今天的平常提法，在中国当代法治史上却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才被确立起来。

　　通过这些词汇背后的争论，我们看到中国法治观念的前进步伐……

　　———编者

　　确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观念

　　《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发表后，有读者写信给我说：“我很钦佩你，但是很担心你被打成右派”。

　　改革开放初期，法学界有两篇文章影响很大，都是《人民日报》发表的。1978年12月6日发表了我撰写的《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稍晚又有乔伟的《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两篇文章标志着法学界的思想解放开始了。

　　写这篇文章和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也和“文革”有关系。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人心思法、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情绪是很强烈的。大家开始突破理论禁区，以前不允许谈的问题现在可以讨论了。我想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法学的春天到来了，就开始写《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从构思到写完不到半个月。

　　写这篇文章时，压力是有的，但是心里很坦然。“文革”期间我看到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的个案太多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值得突破，而且相对来说好突破一点。法律平等问题在1954年的宪法中有表述，但是在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中被取消了。

　　文章发表后，国内国外反响比较大，我收到好多信件。其中一封陕西农村邮来的信，给我的印象很深。字迹很好，可能是个知识分子写的。他说“我很钦佩你，但是很担心你被打成右派”。因主张法律平等而被打成右派，并非没有先例。1957年“反右”运动，法学界弄了很多“右派”。当时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主张“砖瓦论”，说我们可以把资产阶级法律废除，但是不能一点也不继承，就好像房子被推倒，砖和瓦还是可以用的，结果被打成“右派”。学者杨兆龙，也是因为法律的继承性和平等问题，受到批判。

　　《红旗》杂志社主动请我用这个题目再写一篇文章，我对杂志社理论部的编辑说，这个题目你们要考虑，因为当时理论界和人大、政法部门中的主流看法是，“公民”和“人民”有严格区别，敌对势力是公民但不是人民，因此对他们不能讲平等，所以“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说法就有点问题。而且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用的是“人民在自己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杂志社研究之后，还是决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保持一致，使用“人民”这一概念。

　　这篇文章名叫《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比《人民日报》上的那篇长，是重写的。但《人民日报》上的那篇影响更大，外国的一个记者发了通讯，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法制上采取新政策的一个信号，当时供中央领导人看的“大参考”登了他的通讯。

　　确立“罪犯也是公民”的观念

　　《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发表以后，全国闹开了。监狱里边有人拿着《人民日报》说，“你看，我也是公民”。

　　我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是从《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开始的，接下来我还写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这篇文章的诞生有它的偶然因素。在一次民主与法制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做了主题发言，说“文革”期间他被关在秦城监狱隔离审查，这个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监狱很有意思，它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建造的，但是第一个被关进去的就是他自己。邓力群说完这个之后，又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很大的震动。他说他当时亲眼看到监管人员为了惩罚被审查的人，故意污辱犯人的事例。

　　这太不像话了，我决定要给罪犯写一篇文章。我找了我的朋友徐炳。他此前在《光明日报》上就张志新事件发表了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有17个省的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他写这篇文章前征询过我的意见，就这样认识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这篇文章，以我为主，是我俩共同起草的，刊登在1979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罪犯也是公民，他有很多权利，尽管剥夺了他很多自由，但他的财产、他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都要受到保护。文章发表以后，全国闹开了。监狱里边有人拿着《人民日报》说，你看，我也是公民。

　　该文引起很大的风波。我、人民日报、全国人大研究室，还有公安部劳改局，这四个地方都收到好几百封信，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有点名批评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也在一个文件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我的这篇《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我私交很好的一个同学也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了一整版文章批评我这篇文章，不同意罪犯也是公民。

　　后来，公安部劳改局办公室主任李均仁跟我交换意见。他说：“李老师你的文章写得好，很多事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希望你再写。”虽然前一篇文章已经被高层批了，但后来我又写了《再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发表在1980年第3期的《法学杂志》上。

　　为什么要写第二篇呢？第二篇有个核心的观点，就是罪犯被剥夺政治权利以后，不是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当时法学界很多人认为，一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所有的政治权利就都没有了。我说，这是不对的，只有四项政治权利没有了，其他政治权利是不能剥夺的，例如申诉、检举、控告、揭发……直到执行枪决之前，你都可以喊冤申诉，这个权利是不能剥夺的。这也是政治权利。

　　后来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友渔保了我，他说：“李步云这篇文章没有错，观点是对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顶多是说早了一点，现在我们这些老干部的权利还得不到保障呢，别说罪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