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刘梦溪

　　■演讲人简介：

　　刘梦溪，原籍山东，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北京大学兼职教授，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史与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主要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宝箴和湖南新政》、《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论国学》、《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寅恪的学说》等著作。

　　■编者按：

　　著名学者陈寅恪学说的观念依据和研究方法，以及平生治学累积的重大创获，与他的为学境界和人格精神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互为表里，内外无间。刘梦溪先生指出，“现代学者中，很少有像寅恪先生的著作那样，里面蕴含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有时你甚至会感到这种力量过于滞重，仿佛不是每一篇文章，或每一句话，而是每一个字都有千钧之力。”那么，陈寅恪的著作中具有哪些精神维度值得现代学者所借鉴？且看刘梦溪先生在本期讲坛版的条分缕析与娓娓道来。

　　■阅读提示：

　　■寅恪先生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深层了解，特别是对晚清以来百年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深刻了解，是一种文化情结，实带有理性认知的自觉性，而非一时一事所引发的情绪。

　　■陈氏一门的优美门风，究其原因底里，实与乃祖陈宝箴和乃父陈三立所代表的义宁之学的精神传统直接相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说：“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贬斥势利，尊崇气节”

　　已故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在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稿竟志感时说:

　　先生一生，大节巍然，操持峻洁，自少至老始终如一，有非视衣食若父母者所能喻。甲辰夏师赠枢序文，有“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实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等语。复以“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者相诏示。先生之情于斯可见。先生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性命。早岁游历欧美各国时，仍潜心旧籍，孜孜不辍，经史多能暗诵。其见闻之广远逾前辈张文襄；顾其论学实与南皮同调。《观堂先生挽词》所谓“中西体用资循诱”者是也。

　　这是寅老信任的弟子对他一生学术精神和为学境界的极准确的概括。甲辰夏赠序事，指1964年夏天，蒋天枢教授赴广州问疾，寅恪先生以《赠蒋秉南序》一文相赠。面对纷扰之寰宇，回顾数十年来的身世遭际，自知有可告慰者。因此特标举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之大义，以期对当时的人心世道和学术风气有所匡正。

　　如果说寅恪先生在少年时期，当“海内尚称乂安”、“朝野尚称苟安”之际，就“怀辛有索靖之忧”、“知其将变”，那么在“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饱尝流离之苦之后，以75岁高龄“栖身岭表”，且“失明膑足”，已意识到中国将有什么变化，因而以“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告慰友朋，并标举“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与弟子共相策勉？我对此虽不敢论定，但距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的撰写仅两年，便是1966年的夏天，华夏圣土之巨变奇劫，已震惊于世了。

　　越三年，即1969年的10月7日（旧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时半，一代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病逝，终年80整岁。那么，《赠蒋秉南序》中的“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等语，当是自作之谶，不意竟得到验证。而寅恪先生逝后仅一个月零十四天，即1969年11月21日，其发妻唐晓莹先生也溘然长逝。同年夏天寅恪先生曾预作挽联：“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下联的“废残难豹隐”句，固然是慨叹自身失明膑足仍逃不过劫难，同时也含有虽经劫难气节仍不或衰的意思。

　　寅恪先生于1953年曾作《咏黄藤手杖》诗，虽咏的是15年前在云南蒙自得到的一条黄藤手杖，但看做咏寅恪先生自己正无不可。诗中“岁久汗痕斑，染泪似湘筱”、“摩挲劲节间，烦忧为一扫”、“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等句，不正是寅恪一生遭际和人格精神的绝好写照吗？

　　问题是寅恪先生的为学境界和人格精神，都表现为哪些具体特征？什么是他的文心诗骨的力量源泉？

　　首先，寅恪先生是最具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的学者。有的论者从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寅恪先生长期双目失明，后来又跌断腿骨，必不可免地会影响到精神世界，因而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自属可以理解。也许这样分析不无道理，但毕竟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寅恪先生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深层了解，特别是对晚清以来百年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深刻了解，是一种文化情结，实带有理性认知的自觉性，而非一时一事所引发的情绪。

　　早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元稹“艳诗及悼亡诗”章，对与此有关的问题即有极深刻的论述，他写道：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这段论述，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是为了评价元稹其人其诗而概括出来的一种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但未尝不是身处“新旧蜕嬗之间际”和“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的寅恪先生，从自身经历中得出的一种认知。

　　《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提出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论述，对寅恪先生自己也完全适用。而寅老所作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更作为一种普遍的规则郑重提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这与《元白诗笺证稿》中所谓“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意思是一样的。看来寅恪先生自己，已把他何以最具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解释得清清楚楚了。

　　其次，寅恪先生视学术文化为自己的生命，治学的目的就在治学的过程之中，从“不藉时会”，“不假手功名”，不受世局及外缘的熏习影响。1942年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撰之序文，称杨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

　　1943年序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也说：“先生与稼轩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然稼轩本功名之士，仕宦颇显达矣，仍郁郁不得志，遂有斜阳烟柳之句。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其乡土踪迹，虽不异前贤，独佣书养亲，自甘寂寞，乃迥不相同。故身历目睹，有所不乐者，辄以达观遣之。然则今日即有稼轩所感之事，岂必遽兴稼轩当日之叹哉？寅恪承先生之命，为是篇弁言，惧其羁泊西南，胸次或如稼轩之郁郁，因并论古今世变及功名学术之同异，以慰释之。”

　　然则，此两序是慰释杨树达、邓广铭两先生，也是先生自慰自释之语。可见寅恪先生为学之境界何等纯正高尚。两序均强调为学之道，须甘于寂寞，而对以学术为旗帜的“假手功名之士”，则痛绝而深恶之。

　　陈寅恪先生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把魏晋之人物按对自然与名教的态度区分为几种不同情况：嵇康、阮籍是自然而非名教；何晏之流是名教而非自然；山涛、王戎则老庄与周孔并尚，自然与名教两是。此第三种人物最易名利双收，寅恪先生称其为“最无耻之巧宦”，本质上与“藉时会”、“假手功名”的所谓学者正复相同。“巧宦”和“曲学”是寅恪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为学的品质。

　　职是之故，他对身为学人而媚世求荣者，从来持鄙视的态度，戏称其所作为是“女学”，即躬行“妾妇之道”。更以诗嘲讽云:“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另诗中还有“低垂粉颈言难尽，右袒香肩梦未成”句，这和1952年所作的《男旦》诗:“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以及《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第一首：“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姥女。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等等，盖均为此辈画像也。

　　第三，寅恪先生峻洁的操守和寂寞勤苦的学术风范，与江西义宁陈氏的家学渊源有直接关系。晚年的寅恪先生在忆及家世经历时，曾这样写道：

　　寅恪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但终有限度。今日追思，殊可惜矣。至寒家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亦别有其故。先祖仅中乙科，以家贫养亲，不得已而就末职。其仕清朝，不甚通显，中更挫跌，罢废八稔。年过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在位不逾三载，竟获严谴。先君虽中甲科，不数月即告终养。戊戌政变，一并革职。后虽复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然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

　　试想，“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一语，出自寅恪先生笔下，是何等分量。兹可见我们的大史家是以一种“负气”般的自觉，来承续义宁一门的家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