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寅恪先生作为现代学者，最看重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可以说，这是他终身所坚持并为之奋斗的目标。“现代学术”这一概念，其核心标志是学者可以自由思考和从事学术研究，并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王静安先生应该是现代学术的奠基者和开辟者。1929年，寅恪先生在其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情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短短的一篇碑铭，特标出“独立自由”四字，并以脱却俗谛为发扬真理的前提条件，现代学术的精义，可以说都在其中了。

　　陈寅恪的学术思想是可以以“学说”称的，他的学说中包含诸多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思想的命途。著名学者马一浮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触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陈寅恪是史学家，也是思想家，他有系统的学术思想。而思想是学术的灵魂，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视为他学术思想的精神维度。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虽然第一次是出现在1929年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但平生著述，无不为此种精神所贯串。因而可以明了，《再生缘》一书所以获得寅恪先生的高度评价，固然是弹词七字唱的文体吸引了他的研究兴趣，从作品内容来说，更主要是陈端生的不为传统所拘的自由思想使得他有所共鸣。《论再生缘》的点睛之笔在于：“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柳如是别传》的撰写，陈寅恪先生在《缘起》章中说得明白，也是为了“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宋朝文化，寅恪先生评价最高，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又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所以如此，盖由于宋代的思想自由，才形成学术的繁盛。寅恪先生说：“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所以然之故，则是由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提出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是实现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关键。“俗谛之桎梏”，不仅指客观环境的限制，也包括学者的主观障蔽，即“以心为形役”的作茧自缚。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的两种自由时说过：“我所理解的自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认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扭害。”接下去他又说:“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

　　陈寅恪先生当然知道构成客观环境方面的因素，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实现的。但“内心的自由”，是属于致力于学术的学者自己的，能否自我获得，是“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前提。1930年寅恪先生写有《阅报戏作二绝》，其一云：“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虽为戏笔，却是写实，给无法“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文人学者画了一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