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管理体制分割制约着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行政区划成为地区间协调的壁垒。该地区分属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省（甚至市）之间在财税、交通、市场、要素流通和产业链延伸方面合作动力不足，相邻地区在产业定位与布局分工、发展规划、城市集镇体系建设诸多方面存在不合理、不优化和不必要的“消耗”。另一方面“九龙治水”管理方式与流域综合管理的要求不适应。近年来，虽然流域综合管理的思想已逐渐被各界接受，但由于涉水法律法规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市场调控手段、社会参与方式、流域规划体系、管理协调能力或是有所欠缺、或是落后于时代，长江流域综合管理尤其是水资源的综合调度亟待改进。

　　五是机制问题影响了地方长治久安和内生活力。首先是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落后。以水能资源开发为例，库区地方政府（主要是市县）背负着水库移民安置、社会稳定以及地质灾害防治等沉重责任，却没能得到分享水电工程效益的保障，出现“守着电站缺电，大江沿岸用水难”的怪象。

　　其次是移民安置职能部门和管理机制有待完善。调研中基层干部反映移民工作是“下面子孙满堂、上面缺爹少娘”。主要指的是国务院2006年471号令第五条提出“国务院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行政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但截至目前，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尚未成立，而水库移民工作主要由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联系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审计署、电监会、三峡办、南水北调办、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等21个部门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以及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正式成立的金沙江下游水电移民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在推动。但当前移民问题极为复杂。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地方内部、地方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央企与国企）之间反复利益博弈，许多在建水库移民工作缺乏顶层设计、指导和监督。尤其跨省区的水电工程，存在矛盾较多。三峡移民有个三峡办在考虑，移民权益就有较好保障，其他水库移民只能靠地方政府与发电企业协商，力度不够，标准不一，长期考虑和内生机制缺乏。我国西部连片贫困区很多是少数民族聚集地，水电建设如何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使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富”，任重道远。

　　第三是移民安置经费来源单一，安置政策缺乏统一性、长远性和与时俱进。如金沙江水库移民安置中，两岸有的采取有土安置为主，有的采取逐年现金补偿，出现“同库不同策”、“同流域不同策”、移民相互攀比而激发不满情绪的情况。2011年个别地区曾因在本省陆续出台的三个有关水库移民安置的文件前后标准不一、政策宣传解释不到位而引发了规模性移民群体事件。未来潜在矛盾的爆发不容小视。

　　第四是单一的国家长期输血式和救济式的扶贫机制，不利于区域自我创新发展活力的迸发。由于长江上游区域财政转移支付缺少“奖勤罚懒”的政策设计，地方自我积累与创新发展的“造血”功能不断弱化，经济发展缺少内生改革的动力和活力。

二、 加大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创新，突破生态文明建设“两难”

　　当前，川滇黔已成为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一方面既要追求经济发展（以四川省为例，2013年底还有接近700万贫困人口，国家级贫困县近40个）；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和建设生态屏障，统筹协调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安全支撑。我们认为，破解难题的关键就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以各种长效机制探索实践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综合改革的系统方案。我们看到，川滇黔干部群众全面深化改革的愿望非常迫切，探索实践的“新模式”、新经验十分宝贵，有率先改革实践和做出示范的必要基础和思想共识。但同时，在流域内跨省市综合协调方面，在水电开发、黄金水道建设、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方面，还存在着需要从国家层面解决的体制机制问题。我们建议，加大综合改革力度，探索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融合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