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我拿到了美国的签证。大使馆门口的队伍排得特别长，我走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看着我说，这个人拿到签证了。我当时特别高兴，我今天所讲的故事，从那一刻就开始了。

　　难以穿越的心理

　　我作为写作系第一个拿到全额奖学金的中国学生，走进了美国校园。第一节课是英文写作课，我很早就到了教室，当时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毛衣、一条淡蓝色的牛仔裤，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扎着长长的马尾辫，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战战兢兢，不知道能否听懂。没多久，一个裹着紫色头巾男孩子推门进来一看，又缩回去了，再推门的时候他说，我走错系了吗？之后，他告诉我，我当时那种保守、毫无前卫可言的打扮，让他感觉到走错地方了。因为，写作系学生们都穿得相当前卫，一直有着反传统风格。而且，他们通常不买新衣服，只去旧货商店淘。这种生活风格所反映出来的都是这群学生自甘边缘、自我放逐的人生态度。让我第一次感觉，世界上还有另立于主题之外、主流之外的一种人的存在。

　　有一次，回到学校很晚。同学问我，怎么了？我说，跟一个黑人吵架了。当时，全班同学都很愤怒，说你为什么要先提及肤色呢？并且推断我有种族偏见。后来，我知道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上我都要有一个整体的人类观，不能特意指出白人、黑人、黄种人。有时候，提及同性恋，我脸上会不自觉地出现了一种不自然的表情，同样，会有人认为我瞧不起同性恋。在学校里面，我原本正统的观念统统被洗牌了。到了美国，并代表我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其中一员，实际上，我还要从心理上逐渐适应才行。

　　这些生活上出现的问题，在文化和学术方面也会遇到。在芝加哥读书的三个月里，我向他们介绍中国芭蕾舞剧《白毛女》，给他们讲其中的剧情。他们大多难以理解，欠债还钱理所应当，杨白劳怎么还可以打人？假如，我们不能把一种道德审美架构提前建立起来，谁能够看得懂《白毛女》，并且去欣赏它呢？

　　我的先生给我翻译过一些作品，例如《白蛇》《天浴》等等。他认为外国人光看原文，是很难看懂的，问我能不能加脚注。但是，加脚注之后，却占了全书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的版面。让我们感到无助的是无法把一种文化、审美观翻译过去。虽然，文字可以被翻译，但是文字讲述的故事，故事里所包含的文化，会因为缺乏一种统一的审美观，即使跨越了空间，也无法穿越心理。

　　在美国初期，我是用英文进行写作的，比如，用英文写一些小故事片断。通过这种方式我完成了短篇小说《天浴》。小说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女知青和藏族小伙子之间的故事。在女知青下放的时候，藏族小伙子像教练一样教她放马、干活，两人相濡以沫。几年后，其他女知青通过牺牲色相换来了回城的机会。于是，她也这么做了，却发现被耍弄了，心理和身体趋近崩溃。她既没有达到回城的目的，身体和灵魂又遭受到了蹂躏。之后，她又听说可以通过把腿打伤，变成残疾回到城里去，就决定请藏族小伙子用枪把她打伤。举起枪，不断抬高枪口。最终，一枪把她打死了。这个男人从她的动作、眼神看出了她求死的愿望。帮她结束这段痛苦、耻辱、不能回城的生命。

　　我写完以后，很多美国人问，不是应该是打腿吗？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女孩用她仅剩下、最弱势的生命来与命运抗争。很多人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她已经是一条没有办法挣扎和反抗的生命了，即便变成一个残疾人回到城里，还会遇到多少苦难。

　　字面上的翻译本身就存在着不小的困难，要想通过语言上的翻译传递整个的文化差异同样难以做到。我学习英文是为了用英文进行写作，学习中文是为了用中文进行写作，它们俩从来没有相互的翻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