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我不看朋友圈，朋友圈里没意思”

　　北青报：您在书中谈到“现在的人通过网络或电视关注新闻”，我们看到您已经有近半年时间没有更新腾讯微博，您从什么渠道获得新闻信息呢？

　　余华：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但网络上的消息还是需要辨别一下的。原来我上网看新闻一看两个小时，自从我有了智能手机，看网络消息少了。虽然我有微信，但从来不看朋友圈，我的朋友圈比较没意思，一次我在国外，想看看朋友圈对亚航失事的报道，结果朋友圈里都是分享吃喝玩乐的消息。

　　北青报：那您的朋友圈里都有谁？

　　余华：基本上能跟我交流的人也不会用朋友圈，朋友圈里的人都是看我在用微信的时候，问我能不能扫一下。扫过去一大帮人，没意思。

　　北京青年报《青阅读》对余华后续的专访

　　在距《第七天》出版一年半之后，他终于回应了大众对这本书的争议，说：“如果去电商网站上看评论，会发现《第七天》好评如潮。相较于书评媒体或者评论家的观点，这是最真实的评价。”

　　作家只是时代的书记员

　　“因为《第七天》的前面那部小说是《兄弟》，相隔了7年，这期间我做了太多的采访。发现整个世界就像我一个人在说这本书似的，特别无聊，所以不想再说了，想听听别人怎么说。”面对《青阅读》记者的提问，余华这样解释《第七天》出版后对媒体的避而不见。而这次出书之所以愿意面见媒体，他的回答颇令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书里）这些文章都已经发表过了，对读者来说可能是一本新的书，但对于评论家来说已经不是一本新书了，他们或多或少也看过里面的十分之一或者三十分之一。”

　　从上一部小说被诟病大量“移植”社会新闻，到今天以社会差距作为杂文集的题目，这当中显示的是余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在面对变化迅猛、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下，作家该做些什么呢？余华告诉记者他以前有对小说的一个比喻，“假如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法庭的话，小说肯定不是原告、被告、律师或者法官，他就是那个书记员，谁都不会去关注他。但是当那个时代过去以后，书记员有关这个庭审记下的是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他很真实。”

　　新作《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中，余华记录下关于社会现实的种种感受和看法。青阅读记者问他，用随笔记录这个时代的巨大差距，是不是比小说要容易？他回答说：“不存在容易或者难的问题，只不过就是方法问题。这个可能更加直接一点，另一个可能更加婉转一些，就这样的一个区别。”

　　国内没有公正的书评媒体，更在意电商网站评论

　　在新书发布会上，余华多次盛赞外国媒体。先是讲起欧洲记者启发了他对《兄弟》的创作：“1995年我开始写《兄弟》，后来没写下去。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到中国社会跟‘文革’时期相比已经变化很大，不知道怎么写。2000年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记者先问了我小时候的一些事，又问了当时中国的一些事，他觉得不敢相信（其中的变化）。”余华说从记者惊讶中他明白了应该开始写了，“从他的惊讶的表情中我发现这个非常重要。”

　　继而他又谈到国外书评媒体的公正与独立，“如果是《纽约时报》书评编辑把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推荐给书评人，书评人发来一篇评论不好的文章，也要照样刊发，不像是国内的报纸，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都是（作者）认识的人在写。”

　　然而谈到国内对《第七天》的批评时，余华说：“就算在背后有差评，开个研讨会，当着面评论家还是会说你好话。”问及他对争议的看法，他说自己会到电商网站上看读者对书的评价，“当当、京东、亚马逊三个网站，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四星以上，不像是媒体上说的那样恶评。”他说这里的读者是最真实的，“我都不认识他们。”

　　如果有一天读者不再点赞，余华会失落吗？面对青阅读记者的提问，他回答说：“假如有一天读者要抛弃我了，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我的生活经验是，凡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想都不要去想，本来就睡不好。努力去想如何（把作品）做好，是我能控制的事情。”余华说，为什么喜欢一个作家的书，或者因为什么原因抛弃他，读者是不会来跟作家谈理由的。“所以当那个读者开始抛弃你的时候，就是你活该被抛弃的时候，这个是你根本就左右不了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