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近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想起了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开篇：一群欢天喜地出外郊游的青年男女，意外发现一块烈士墓碑，笑声随即戛然而止。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那是1958年暑假，我们在莫斯科近郊一处林中空地宿营度假。一天，夏令营组织做一次穿越森林的远足，我们一路欢歌地走出了森林，突然见到一座高高的纪念碑，走近一看，惊呆了：是卓娅纪念碑！这里就是女英雄卓娅（1923-1941）的就义地———彼特里什沃村！我们在碑前照相的时候，泪痕也没有消失。我深信，如果面对的战争受难者不是这位花季少女，而是一位男性烈士，我们的心不会如此的痛楚。后来，《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说，当姑娘的生命被战争机器夺走的时候，“一同被夺走的，还有她们没有来得及谈完的爱情，没有来得及生下的孩子……”

　　几年前，我向查明哲导演建议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搬上舞台。他说好的，但首先需要为它找到舞台形象的种子。过了一年，查明哲导演兴奋地对我说：“我已经给它找到了舞台形象———白桦林！” 这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剧照。这个场景———女兵们在倾听索尼娅朗读诗歌与情书的场景，是全剧最抒情的一个场景。

　　这就是为什么描述5个女兵之死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会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震撼力与生命力。

　　197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30周年，罗斯托茨基把瓦西里耶夫的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2005年，查明哲导演的同名话剧，为中国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戏剧月”拉开了帷幕。

　　无论是罗斯托茨基的电影，还是查明哲的话剧，都把一个个女兵的死亡，展现为一个个美的毁灭，又以不同的艺术语言为一个个少女的死亡，抒唱一支支动情的安魂曲。一经人道主义发酵，英雄主义便更加美丽地发光。

　　5个女兵在我们眼前一个个死去。最后一个死去的是丽达——5个女兵中唯一一个当了母亲的姑娘。瓦斯科夫准尉痛苦地对垂死的丽达说：“我把你们五个姑娘害了……”

　　丽达反倒宽慰准尉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是战争嘛……”瓦斯科夫接过话头，说了一段小说作者肯定是痛定思痛之后写出来的文字：

　　现在是战争，这可以理解。那么将来战争结束了呢？在和平时期，人们会理解为什么你们要死吗？将来要是有人问我：你们这些男人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妈妈？为什么你们把她们交给了死神，而自己却好端端地活了下来？我该如何回答？

　　无论是张丰毅，还是张秋歌，在说这段台词的时候，都能让我们感觉到演员的心此刻好像也在泣血。而扈斌扮演的丽达反倒平静如水。导演需要用这样的反差来凸现人物的性格美与场面的悲壮美。这也是一幅可以存留在历史的记忆里的图画：他像一匹即将跃起的草原上的雄健的黑马，她像一朵快要消失的天空中的宁静的白云。

　　2005的5月12日晚10时，看完演出，走出保利剧场，遇到一位影视剧圈里的熟人，她说她已经第5次看这个戏。于是我更加坚信，10年之后这个戏还会与观众见面的。当然，那时将有新的年轻演员走上舞台。

　　那么让我们记住第一批扮演5个俄罗斯女兵的中国演员的名字。她们真的很出色，个个值得称赞。她们是：扮演热尼娅的凯丽，扮演丽达的扈斌，扮演丽扎的赵瑞，扮演索尼娅的刘赫男，扮演嘉丽娅的翟佳。

　　中国国家话剧院这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所以有动人的艺术力量，还因为演出中穿插了动人的歌咏。

　　把什么样的诗歌融入整台演出的导演总谱中去呢？我们选择了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和叶甫图申科的《俄国人要不要战争》。

　　这两首诗都是诗人的“有感而发”。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西蒙诺夫有感于在后方竟也有不想等待“前方丈夫”的婆娘，便写了这首诗《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成了当时全体军民的共同心灵呼唤。

　　20世纪60年代初，叶甫图申科出访美国，一位美国议员问他：“难道俄国人当真在今天还没有忘记那场战争吗？”诗人深有感触，便写了《俄国人要不要战争》。

　　除了《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我还欣赏西蒙诺夫的另一首诗——《没有别人的痛苦》。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别人的痛苦也当做自己的痛苦，便没有仅仅属于别人的痛苦。这是人道主义的高度的诗化体现。

　　在演出中，《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是由扮演热尼娅的凯丽弹着吉他唱的。《俄国人要不要战争》则是在全剧结束时全体演员的大合唱。

　　（作者系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剧作家，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