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怎样倡导新兴版画

　　鲁迅先生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除文学活动外，便是倾力提倡中国新兴版画。

　　所谓“新兴版画”即是引进欧洲的“创作版画”。“创作版画”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复制版画”。中国自盛唐至清末，传统的“复制版画”是由画家作画 稿，再由刻工刻版，然后由印工拓印，三者是分工的。而始于欧洲德国，流传于英、法、俄、美、日等国的“创作版画”，则画稿、刻版、拓印由画家一人来完成， 不仅创作过程快速，而且更能体现画家的构思意图和便于形成画家的版画风格。鲁迅倡导新兴版画，即是引进这种在艺术表现上优于中国传统“复制版画”的欧洲新 型版画。

　　鲁迅首先是通过创办“朝花社”，出版《艺苑朝华》丛刊中的《近代木刻选集（一）》、《近代木刻选集（二）》专辑，介绍德、英、法、俄、美、日等 国的版画家不同风格流派的木刻版画二十四幅。而在《新俄画选》专辑中，则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木刻版画十二幅。鲁迅把许多外国“创作版画”介绍 过来，是以此为借鉴来探索创造中国新兴版画。他在《新俄画选·小引》中说：“多取版画也有一些原因，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慢，一也；当 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由此可见，鲁迅倡导中国新兴版画，其主要目的在于适应革命斗争之需要。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值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破坏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领导的北伐革命后，使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需要运用便捷的“创作版画”投入革命宣传鼓 动，以重振革命高潮。

　　取“朝花”为出版社之名，出版美术丛刊《艺苑朝华》，其中“华”字在古代即为“花”字的别用，亦即“华”与“花”通用，丛刊中有“朝华”二字，这些都表现其含意是期望中国新兴版画如朝气蓬勃的朝花一般不败绽放。

　　鲁迅先生深知，光以出版物来介绍外国的“创作版画”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国“创作版画”的原作实物来感染启示中国美术青年的创作冲动。于 是，他千方百计地借助多种渠道来搜集外国的“创作版画”原作。例如，鲁迅跑纸店，寻觅采购中国优质宣纸，跑古旧书店，选购中国古代版画精美刻本，然后要托 旅居莫斯科的曹靖华先生，以及访问苏联的美国作家兼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等，用中国宣纸和中国版画刻本，与苏联十一位版画家交换搜集到六十幅木刻版画原作。又 如，鲁迅又托人以高价搜购到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一些版画原作，等等。

　　鲁迅把搜集到的外国版画作品，自1930年10月起，先后举引“世界版画展览会”、“德国版画展览会”、“现代作家木刻展览会”和“俄法书籍插 图展览会”（其中多半为木刻版画）。这四次外国版画展览，每次展出数十幅或百余幅不等，可见鲁迅搜集的外国版画作品数量甚是可观。每次展览，虽然展期至多 两天，然而总是吸引众多的追求思想进步、有志于新兴版画艺术的美术青年前往参观，如饥似渴地观摩学习。

　　鲁迅为了使美术青年更好地领悟“创作版画”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于是在1931年8月17日至22日，在上海北四川路底长春路360号（今天 319号），由文学团体“创造社”成员郑伯奇主办的一所三层楼的日语学校中，举办为期六天的“木刻讲习会”。这个“讲习会”，每天上午8时至12时为讲习 时间，特邀正在上海度假的日本木刻版画教师内山嘉吉先生（为鲁迅的日本挚友、上海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的胞弟）主讲木刻版画技法和刻作技巧，鲁迅每天亲自 主持讲习会，并担任翻译。下午为自修。参加“讲习会”的十三名学员（陈卓坤、陈铁耕、江丰、黄山定、李岫石、顾鸿干、郑启凡、钟步青、乐以钧、苗勃然、倪 焕之、胡仲明、郑谷川）是经设于上海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推荐，鲁迅亲自选定的，为当时在上海的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美术青年。“讲习会”的课程安排 是：前四天学习黑白木刻版画，后两天学习套色木刻版画。在课堂上，内山嘉吉一面示范，一面讲解，包括传授木刻版画如何起稿、用刀、选择制作刻板、刻法、拓 印、套版等基本技法，并穿插介绍日本“浮世绘”民间木刻版画、现代日本画家的版画新作以及德、英、法、俄等国的版画的不同特点，最后让学员进行创作实习。 有八名学员创作了十五幅木刻版画实习作品（其中一幅为套色版画）。“木刻讲习会”结业时，鲁迅先生和讲师内山嘉吉及全体学员合影留念。经过这次“讲习 会”，学员们学得了木刻版画的基本创作技法和艺术表现技巧之后，又去传授给其他进步美术青年，使这次“木刻讲习会”成了中国新兴版画的技法和技巧传授的一 所母校，也使上海成为中国新兴版画的发源地。

　　创作新兴版画，中国有现成的各种宣纸是很适宜拓印版画的，各种拓印版画的彩色油墨亦易在市面上采购到，但是缺少现成的刻作版画用的各种木刻刀，于是鲁迅先生又要托上海内山书店向日本定购，然后由内山书店经销，不断供应给木刻版画青年们创作使用之需要。

从敌后运来的战利品（木刻版画） 1944年 夏风

　　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在上海主办“木刻讲习会”，此为结业时的师生合影。左起：钟步青、郑启凡、苗勃然、乐以钧、黄山定、顾鸿干、李岫石、郑川谷、胡仲明、江丰、鲁迅、陈铁耕、内山嘉吉、倪焕之、陈卓坤。

 抗战门神图（套色木刻年画） 1939年 黄尧

　　1931年9月起，上海先后成立的新兴版画团体有：

　　现代木刻研究会，1931年9月成立，会长于海，会员有胡一川、江丰、黄山定、陈铁耕、钟步青、倪焕之、苗勃然等。

　　春地美术研究所，1932年5月成立，成员有江丰、于海、李岫石、黄山定、力扬、方海如、萧仲英、吴似鸿（女）、倪焕之、艾青等。江丰、于海为负责人。

　　野风画会，1932年8月成立，由顾鸿干、郑野夫负责、成员有吴似鸿、倪焕之、陈卓坤、苏虹（女）、马达、郑邵勤、陈学书、林明垂、邢政等。

　　MK木刻研究会，1932年9月成立，成员有周金海、王绍络、钟步青、金逢孙、陈普之、陈葆真（女）、王紫萍（女）、张望、夏朋（女）、陈烟桥、张明曹、何白涛、陈铁耕、黄新波、郑野夫、丁青影（女）等五十余人。周金海、金逢孙为负责人。

　　野穗木刻社，1932年冬成立，成员有陈烟桥、陈铁耕、何白涛等。由陈烟桥负责。

　　涛空画会，1933年春成立，由夏朋、钱文兰（女）负责，成员有胡一川、陈烟桥、沃渣、王绍络、崔祝生、石泊夫、倪焕之等。

　　正如鲁迅所说（大意），彼时的国民党当局视“木刻”即“革命”，十分害怕新兴木刻版画活动，要加禁止。正是为了防备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有的新兴 版画团体，采取以变更地址，另起新名，以新团体名义出现的策略，来保存实力，坚持活动。尽管如此，还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突然袭击，一些青年版画家被逮捕判 刑坐牢。例如，1932年7月13日晚上，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春地美术研究所，逮捕了在场活动的江丰、李岫石、黄山定、艾青、力扬、萧仲英等十多人，押进 囚车，并把木刻版画创作工具作为“罪证”搜走，接着以“危害民国罪”将他们判刑：艾青、力扬被判六年，李岫石被判五年，其他人也被判不同刑期。又如 1934年5月22日，MK木刻研究会成员周金海、陈葆真也遭国民党特务逮捕，稍后又逮捕了该会成员夏朋、王紫萍，其中夏朋于1935年死于狱中。艾青狱 中多年，写出了长诗《大堰河》，一举轰动文坛成为著名诗人。

　　在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鲁迅对新兴版画团体的成立和活动的安全问题无微不至地加以关心。例如野风画会成立时，会址设于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一 侧西江湾路476号公园坊，鲁迅特请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题写“野风画会”的牌名，签上名，盖上印章，再请招版工雕刻制作，挂地画会门口。这样， 国民党当局看到蔡元培题写的招牌，就不敢轻举妄动进行破坏。

　　新兴版画团体的成立，鲁迅也尽力予以资助。例如春地美术研究所成立时，鲁迅特地约江丰到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碰面，将资助经费交给江丰。据《鲁迅 日记》记载，6月26日，鲁迅全家（鲁迅同许广平携海婴）往八仙桥青年会参观春地画展，购展览的木刻版画十余幅，另向画展捐款五元。

　　不仅如此，鲁迅还深入到新兴版画团体中作讲座等进行具体指导。据《鲁迅日记》记载，1932年10月26日、12月21日两个下午，鲁迅赴野风画会作题为《美术上的大众化与旧形式问题》等两次演讲，给予直接指导。

　　上述的新兴版画团体非常活跃，创作了大量的木刻版画作品。仅MK木刻研究会，先后就举行了四次会员木刻版画作品展览。野穗木刻社除出版《木版》 丛刊外，还接受鲁迅和宋庆龄的妥托，征集新兴版画等作品七十八幅，送往法国，于1934年3月14日，以《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为题，在巴黎“皮尔·沃姆 斯画廊”展出，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新兴版画等新美作品。未名木刻社出版了《木刻画》专辑、《木刻新辑》、《未名木刻集》、《怒吼吧，中国！》版画集等十余 部木刻版画集。铁马版画会出版了版画期刊《铁马版画》三期。鲁迅先生从上述大量新兴版画中，遴选出八位作者的二十四幅木刻版画，辑成《木刻纪程（一）》， 并自作装帧设计，以“铁木艺术社”名义，于1934年6月，自费出版。可见，鲁迅先生是何等珍惜亲自培育而开花结果的新兴版画作品。鲁迅先生还设想陆续出 版《木刻纪程（二）》和《木刻纪程（三）》等，将中国新兴版画珍品有系统地保存下来。

　　就在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创作，首先在上海形成气候，成立了十多个新兴版画团体，活跃的开展活动，影响传播开去，于是在杭州的国立艺术专科学 校成立了“木铃木刻研究会”（1933年2月成立，成员有曹白、许天开、萧传玖、叶洛等），在北平（北京）成立了“天津木刻研究会”（1933年春成立， 成员有许仑童、唐诃、金肇野、段干青、周涛、董化羽等），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成立了“现代版画作研究会”（1934年6月成立，成员有教师李桦和学生赖少 其、吕蒙、潘业、陈仲纲等二十六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纵横呼应的全国性新兴版画运动。形成全国性新兴版画运动的重要标志是，1933年元旦在北平举 行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接着在天津、济南、太原、汉口和上海等地巡展；之后，1936年7月在广州举行“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