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至今，已有10年。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读书》原执行主编、《中国艺术时空》主编贾宝兰。她从16岁在人民出版社参加校对工作、1982年在《读书》做杂志编辑，到2013年主持《中国艺术时空》工作至今，可以说在书堆里熏染了大半辈子。贾宝兰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提出，全民阅读的真正意义在于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由此，本报记者就这一话题邀请她进行了访谈。

贾宝兰

在书籍的浸润下成长

学术周刊：您做过出版社校对，当过杂志社编辑、主编，职业生涯对您的阅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贾宝兰：英国著名学者培根曾说过读书有三种作用：一是使人不失生活情趣；二是使人善于言辩，在社交场合烘托气氛；三是使人在观察事物、待人接物方面以及职业进步上更加圆熟。培根第一次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觉得读书对提高一个人各方面的修养和能力很重要。我国宋代诗人苏轼有句著名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可见阅读直接影响人的精神气质。

阅读是种生活方式，据我有限所知，曹文轩讲过，谢泳谈过。谢泳把阅读分为职业阅读与趣味阅读。我的生活里，两种形式一直同时存在，有时交织存在。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

1972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参加校对工作。表面看，校对是简单的字对字，其实不是。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校对中产生了许多编辑大家、学问家。就拿《读书》杂志来说，沈昌文、董秀玉都是搞校对出身。那时校对必备的工具书齐全，从《词源》、《辞海》、《新华字典》到各种外文工具书样样都有。我们那时实行住宿制，一周回家一次，晚上参加各种学习，讲课老师就是老校对、老编辑，到现在我还保留有学习《古文观止》和英语的笔记。除了业余上课，我还边工作边学习，特别是跟老同志学习。每错一个字、一个标点都要通知本人为什么错了，错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说，许多疑难错字是要查的,不能望文生义，而且这些错误记录在案。因此，从那时起就培养了做事不敢马虎的习惯，并拼命读书，增加知识积累。

当时人民出版社的大家很多，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比如有老领导兼学者陈翰伯、曾彦修，著名学者戴文葆，懂17国语言的林穗芳，研究美国史的专家邓蜀生，借调到人民出版社写书的世界史研究专家吴玉廑，跨国公司研究专家腾维藻，前苏联经济研究专家王惠卿等等。在南开大学读书期间，周末还经常去腾维藻家中，和学者近距离接触，这些学者给我树立了一个标杆，尽管这标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我上大学接受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教育。由于职业需要，大学毕业后我继续学我专业以外的东西。这时不仅在出版社学，还去大学听课、听讲座。当时厉以宁开设《西方经济学》，我就去听。

如果按照谢泳的划分，我这阶段的读书属于“职业”读书：一是根据工作需要读书；二是在大学接受系统教育。

1982年我到《读书》编辑部工作，开启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刚到《读书》时，我主要承担编务工作，并组织与编辑经济类稿件。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方便，去作者家取稿件、送取校样都要亲自上门。《读书》老一代作者中有夏衍，他人极瘦，说话声音很低；还有叶圣陶，家住东四八条的四合院，一进门有个影壁墙，院里有两棵海棠树；还有钱钟书、杨绛，两位老人很和善，每每要端上水，甚至小点心，拉我坐下陪我说话，去之前还很紧张的我，一下就放松了；当时王蒙住在前三门，50岁上下，对他的了解就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记得那份校样他是站着看完的。在社科领域，第一次见的是冯友兰，那时冯老比较瘦，戴眼镜留胡须，我不懂哲学，不敢与之对话，完成简单的几句约稿后，就开始看他家书架上的书。

不过，我的长项是经济学，所以，约访与约稿的作者也越来越不自觉地集中到经济方面。第一个见的是杨培新，他有个称号是“杨承包”，因为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国企改革提出了承包制，这是涉及企业和财税制度的改革。我开始给他送校样，后来约稿，再后来他开始说要给我书稿。可惜他年事已高，身边又没有得力助手，到我离开三联书店时，都只是找到了他给我的信，但书没有出来。这不仅是他的遗憾，也是我作为编辑的遗憾，是学界的遗憾。

再后来认识了于光远，他永远童心不改，去他家聊得最多，从历史到学术，2003年在丹阳书院，他考证我的名字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煞是好玩。可惜，自他搬家后我便去的少了。但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读者服务日他还是参加，最后一次记得是2007年年末，那天给我一页4开纸，上面是他当年的“工作总结”，次年又寄来一份，之后再无。2007年底和于光远一起来参加读书服务日的还有杜润生。记得第一次约他做采访很顺利，但整理很难。我这个老北京听他的山西话比较吃力，但好处是，他说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出处。惊人的是，按照他说的出处去查，时间、地点绝没有错。他的采访稿出来后，我去他家谈稿，在这篇采访里我删了一句话，老人家居然发现了，问我：怎么少句话？必须加上。我无地自容，真是应那句：无知者无畏。但老人家并没有生气。大概是2002年，他知道我编杂志的同时编书，于是把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回忆录》全权委托给我出版。杜润生，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的丰富经历、他推动的农村包产到户在这部自传中得到充分体现。

比上述年轻些的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厉以宁。在跟他们组稿、给他们编书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做学问的严谨、一丝不苟。吴敬琏每本书的出版，每个校次都自己改，密密麻麻。

从这些老先生那里，我学到的是活的知识，很鲜活的一手资料。为消化这些鲜活的知识，我不得不去从书本寻找，寻找我没有懂的东西。我工作之余的生活极其简单，除了必要的家务，就消磨在书间，消磨在学者的沙龙中间，其乐无穷！

编辑要求知识的范围要宽，有人评说编辑是杂家，沈昌文则戏称为“知道分子”。“知道分子”有一种社会担当，也需要一种眼光。就拿《读书》来说，它得到知识界的支持，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但同时，它也培养了一批年轻作者。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这种没有任何功利的互动成就了《读书》。

《读书》的工作多数在班下（下班后）、节假日，组织专题活动、小沙龙，从而发现作者，发现选题。现在通讯的发达，编辑不用像我们那样要经常跑腿，但他们缺少了我们当年那种耳濡目染，与作者直接的对话、交流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