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我国现代文学大家，文学“多面手”。他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动荡的年代，他先后流亡武汉、上海、日本，辗转香港、新疆、延安等地，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力作。

《列那和吉地》

本文记述的是茅盾在新疆时期的生活，和由此写下的短篇小说《列那和吉地》，以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20周年。

指导文化工作

1938年12月，茅盾受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从香港几经辗转，会合进步人士张仲实，于次年3月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受聘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授。

茅盾的到来，给学院带来新的文化生气。他先是支持鼓励新疆学院学生创办《新芒》校刊，又帮助学生们创作《新新疆进行曲》剧本，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部反映本地区现实题材的话剧。接着，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担任委员长，指导新疆的民族文化工作。

1939年8月，上海知名演员赵丹、叶露茜等来到迪化，在茅盾的支持下成立“新疆实验剧团”，上演了《战斗》等多部抗日话剧。而作为“行家里手”，茅盾也不忘“身体力行”，努力为新疆的报刊如《新疆日报》《新疆青年》《反帝战线》等撰写文稿，一年多时间，除了撰写大量国际时事述评，还写了不少文艺方面的评论。

最擅长文学创作的茅盾似乎还有遗憾，“创作”被他“束之高阁”了，一年多时间竟然没有一件创作对他来讲是个罕见的例外。他后来解释说，“少说话，多做事”是他到新疆后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少说话”也包括写东西，即使像写时事写评论这样敏感的东西他也要尽可能地避开新疆现况。

离开新疆

茅盾到达新疆后，发现当时的新疆并非他之前想象得那么“美好”。

主政新疆的盛世才有“新疆王”“土皇帝”的绰号，在政治上是个投机分子。他表面上实施“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与延安保持所谓“良好”关系，但内心深处藏匿杀机，大搞特务政治。茅盾觉得形势险恶，几如身陷虎穴，他开始考虑如何能及早离开新疆。

茅盾多方求助，却未能如愿，直至1940年4月下旬的一天，他收到二叔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告知他母亲已于4月17日在家乡乌镇病故。正是这封给茅盾一家带来悲讯的电报，让他们最终得以安全离开新疆，躲过了一劫。

其实，这份电报是党中央假托茅盾亲属的名义给他发去的。那时，党中央发觉盛世才的问题后，已经在为茅盾的安全作考虑。茅盾后来回忆说:“我与妻商量后，就拿起电话向盛世才请假，我说接到上海电报，母亲病故，虽说丧事已毕，但还有些后事需要请假回去料理。盛世才在电话中沉默了片刻，就爽快地同意了。”茅盾随后在《新疆日报》发了讣告，定于4月22日开丧遥祭。

5月5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终于登机。茅盾后来这样描述飞机起飞时的心情:“我望着舷窗外起伏的天山山峦，一阵难以描述的轻松感充溢了全身！是呀，应该让我那绷紧的神经松弛松弛了，我们总算逃出了迪化！”

茅盾携家人离开新疆后，在西安遇见朱德并受邀随其卫队一同抵达延安。后来又辗转至重庆、香港。

创作《列那和吉地》

新疆的经历给了茅盾太深的感触和印象，以他的个性和习惯，完全可以把这段经历作为“见闻”记录下来。

《列那和吉地》写于一年多之后的桂林。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攻香港，香港沦陷，茅盾等一批文化人逃往内地，在80余天的千里跋涉后到达桂林。与新疆不同的是，在桂林居住生活的9个月期间，茅盾创作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短篇《耶稣之死》《参孙的复仇》等多部小说，以及《劫后拾遗》《雨天杂写》等大量随笔杂谈。

其中，就包括描写动物的短篇小说———《列那和吉地》。

《列那和吉地》发表于1942年的《文学创作》第一卷第2期，写的是两只狗：“列那”与“吉地”，以及两个小孩与狗的故事。故事情节很简单，两个小孩随父母来到新疆，不久他们领养了两只小狗，“列那”给了女孩子，“吉地”属于男孩子。两只小狗就这样与小主人朝夕相处建立了感情。小狗不仅长得好看，而且乖巧伶俐，有着自己的性格特点，列那活泼淘气，吉地灵敏机智。它们与两个小主人乃至小主人的父母之间，衍生出一串串让人哭笑不得的趣事。

茅盾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有颇多建树，他写童话、神话，写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随笔。但直接以动物作为依托对象则不多。《列那和吉地》写的是茅盾一家在新疆的生活，文笔虽然温婉柔情，但同时也饱含了感伤和无奈。

然而，这个写动物的短篇似乎并不被“看好”，读者读到的仅是狗的乐趣，在茅盾所有作品中并不起眼，甚至被湮灭，评论中也找不到任何文字。

难道他只是写养狗的乐趣？

其实不然。茅盾的作品多具象征意味，隐匿、抽象，但又是生活化的，他常常将错综复杂的矛盾置于日常生活侧面之中，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暗潮涌动。

《列那与吉地》的“主角”写的是两只小狗，闲适恬静、活泼可爱，但小狗的“身世”遭际及其背后的主人境遇则是动荡不安。茅盾很苦恼，无奈中将注意力放在狗的身上，看自己的两个小孩玩小狗。这是茅盾第一次比较长时间地观察动物，也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的确，小狗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了乐趣，但动荡的生活中，他们的“乐趣”又是暂时的。

寄托情感的作品

在新疆，茅盾说自己要“少说话”，不能写；在桂林，国民党当局文网森严，不能随便写。但茅盾自有办法，暗喻、借代这些手法都是茅盾擅长使用的变通“武器”。回忆起在新疆提心吊胆的生活和受冤遇难的朋友，加之对自己席不暇暖的漂泊生活的感慨，同时抒发对留在陕北延安的孩子们的思念，茅盾拿什么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呢？

列那与吉地———两只小狗，也许最能委婉表达此刻他的愁情。因此他写得细致入微写的忘情，甚至还给它们起了“昵称”：“哑口小东西”。茅盾的夫人孔德沚曾说，他写这篇动物的小说，“两个眼圈是红红的”；茅盾自己也说：“因为想起这一篇时，我已故的女儿的面貌也就现于我的眼前久久而不能消灭。”

茅盾说自己虽然离开了延安却时时引颈向北国。1945年9月下旬，当茅盾在重庆获知女儿沈霞因做人工流产发生意外不幸离世时，悲痛万分。小说虽然写于爱女离世之前，但背后却已经埋藏了悲伤。

《列那与吉地》写的是小狗的“喜剧”，但小狗的“滑稽动作”是寂寞的，与孩子们的“嬉戏闹腾”也夹杂着苦涩。茅盾在两只小狗身上寻找寄托和抚慰，虽不能直面“当下”残酷的现实，抒写胸襟，却给了小说最恰当的艺术表现，诠释最复杂的内心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