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的成因和解读

鲁迅在厦门期间还写下了《华盖集续编的续编》中的七篇杂文，以及致许广平信77封，后收入《两地书》，共17万余字。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始于1925年3月1日，止于1932年11月26日。但1933年4月以青光书店名义公开出版时，未收他们1932年的来信，其余按时间顺序分编为三集：第一集是北京时期，从中可以了解鲁迅跟许广平如何在女师大风潮期间由相识到相恋，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内容较多，“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第二集厦门到广州，写于1926年5月4日至1927年1月17日，表现了鲁迅如何克服恋爱中的自卑心理，实现了由觉得自己“不配爱”到“可以爱”的态度转变。第三集北平至上海，始于1929年5月14日至6月1日，当时鲁迅第一次从上海回北平探视母亲，许广平正值怀孕待产期，所以鲁迅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体贴丈夫和慈爱父亲的柔情一面。这批通信跟1932年鲁迅跟许广平的通信是真正意义上的情书，不仅称谓采用了昵称：鲁称许为乖姑姑、小刺猬、小莲蓬，许称要为哥、姑哥、小白象，信中还有很多绵绵情话，是鲁迅夫妻生活情景的真实展露。

《两地书》既然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私人通信集，为什么会出来公开出版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一、这本书貌似平凡，实际上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这是细读之后能够感悟到的。二、对于鲁迅和许广平有其不言自明的纪念意义，同时可以留赠他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父母经历的真相。三、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一点除有一位叫甘智钢的研究者曾经提及之外，很少有研究者谈到，甚至讳言，但鲁迅1932年8月17日致许寿裳信中就明言，“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鲁迅又明确向书店老板李小峰说明出版《两地书》须先付版税，因为当时孩子接连生病，北平亲属又亏空了一笔钱。结果《两地书》出版之后受到读者欢迎，一年重印了九次，总印数达6500册，收到了1625元版税，相当于当时一个高层人士的半年收入，实可谓丰厚。

《两地书》作为书信体的作品，显示出率性而谈，直抒胸臆的共性。书信的特点是具有私密性，从中可以透视作者的丰富人性，但表达的往往是一时一地的情感和看法，不像学术著作和政治文件那样字斟句酌，持论严谨，因此不宜把写信人与受信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当成对某人某事的定评。事实上，目前我们看到的《两地书》既有原信，也有修订本。鲁迅修订时不仅润饰了文字，而且删掉了一些不宜公开或不尽妥当的内容。这表明真正私人书信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两地书》的某些局限性在厦门时期的书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因为鲁迅当时遭到北洋军阀和学界“正人君子”的双重迫害，南下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跟爱人两地暌离，周边的人物在他眼中又大多言语无味，所以心情难免孤寂郁闷，评人论事时有愤激之言。比如他对厦门大学的评价是：“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即使鲁迅所言有某些事实依据，对厦门大学作如是评价也是以偏概全。因为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捐资筹办的一所私人大学，当时正值国际经济萧条时期，学校百废待兴，开支甚巨，对教职员薪酬又特别丰厚，所以经费有时捉襟见肘，引发了理科和文科的经费分配之争。这种情况其他学校也有，应该给予同情的理解。

鲁迅对当时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也不满，认为他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又特别“尊孔崇儒”，所以觉得跟他不同调。林文庆是新加坡人，而新加坡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他当时加入英国籍，跟贪官拿外国绿卡有着本质不同。林文庆为了凝聚东南亚华人的民族感情，用弘扬传统文化作为纽带，这也跟复辟帝制的人拿孔夫子当敲门砖有本质不同。

在厦门大学的同事当中，鲁迅不喜欢顾颉刚，但顾颉刚毕竟是一个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史学“疑古派”的领军人物。他在文艺界并不属于“现代派”，而跟鲁迅同属“语丝派”。鲁迅在书信中对顾颉刚最大的不满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事实证明是言过其实，顾颉刚推荐的其实只有潘家洵与陈乃乾两人，不像鲁迅所说有七人之多，而且陈乃乾并没有来厦门，潘家洵的确是厦大文科外语系急需的人才。所以，我们在阅读鲁迅厦门时期的通信时，要客观全面地看问题，不能简单化的以鲁迅的某些言论定是非。

鲁迅在厦门期间还将他的早期文言论文和早期杂文编成了一本文集，叫做《坟》。在《坟》的《题记》中鲁迅明确指出《坟》中的文章有些“体式上截然不同”，所以现在把《坟》说成杂文集是从宽泛意义而言。鲁迅还提到这本书是几个朋友替他搜集、抄写、校印的。这“几个朋友”是谁？他们各自做了哪些工作？我认为很值得研究。鲁迅为《坟》撰写后记（《写在〈坟〉后面》）是在1926年11月11日。文中写道：“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这简直是一幅有声有色的厦门民俗画，可以遥想鲁迅当晚从厦门大学宿舍的窗口眺望南普陀寺的情景。文中还记叙了一个读者买鲁迅著作的场面：“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这又是一个多么温馨的画面，表现了读者对鲁迅的挚爱和鲁迅对读者高度负责的写作态度。至为重要的是，这篇后记表达了鲁迅埋葬过去、立志谋新的求索精神。鲁迅强调“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更是闪耀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之光。这种光芒照亮了他日后的征程，预示了他后来的广州时期和上海时期的思想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