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禁令之下的中秋节，“天价月饼”鲜见踪影，高端礼品餐饮市场应声遇冷。然而，严令之下，不断翻新的送礼方式，更加隐蔽的贪腐行为，也挑战着节日禁令。当大包小包的登门送礼变成微信送礼的时候，腐败“隐身衣”需要更为精细的反腐举措。

上门送礼的不见了，变成了到办公室送卡。到办公室送卡的不见了，变成了用快递送礼。用快递送礼的不见了，如今又变成了用微信送礼。从这些变化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两点：第一个感受就是，反腐的力度，反腐的决心越来越大，从国家层面，对于这种腐败形式是零容忍的。第二个感受就是，无论查处多么严厉，总会有一些人抱着幻想过日子，也总会有新的腐败形式产生。

送礼的方式越来越隐蔽了，这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就像这个新出现的微信送礼一样，很多地方都开始重视。在这个中秋节来临的时候，发布了不少涉及微信送礼的禁令。宁夏纪委要求当地纪检干部盯好微信送礼；厦门纪委要求严查微信红包；内蒙古纪委规定，对于接收微信红包的干部将严肃查处。这些规定都是好的。

问题是，仅仅有了禁令，仅仅有了重视，就能让有想法的送礼者不发送微信红包吗？就能让有想法的干部不点开微信红包吗？很显然，这是个难题。用微信送礼的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付出”，他们在发出了微信红包的时候，不会自己举报自己。而点开微信红包的干部，也是欢天喜地笑纳的，他们既然点击了，也不会主动上缴这笔资金。而由于发红包和收红包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也就很难败露了，监管部门如何知道？

微信送礼，之所以可怕，是因为这种形式处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层面。不像传统的送礼，还能露出狐狸的尾巴。比如上门送礼，就可能被其他人看到，而去举报。比如到办公室送礼，也可能被其他同事看到。比如有的人送礼，还需要通过秘书和司机这样的环节，也可能被知情者反水。而微信送礼则不然，从正常的渠道是很难发现的。

尽管说，监管部门发誓要加大对微信红包的打击力度，问题是，你该如何去发现？连发现都发现不了，如何打击？有人说，微信送礼没有多么可怕，毕竟微信设置了最高额度，不会太多。但是，要知道的是，送礼者可以分几次发红包，可以分好几天发红包。积累起来可能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微信红包送礼，不能只通过普通渠道监管。这就需要纪委部门拿出一个更好监管方案，用非常态的办法去监管。目前微信已经实现了实名制，这给监管留出了空间。纪委是不是可以将官员以及其亲属的微信进行登记，在必要的时候查看领取红包的记录？是不是可以对微信运营商进行约束，让他们及时将可疑的红包数据反馈给纪委，比如同一个号码多次向同一个微信号发送最高额度的红包信息等等。

中秋节打击“微信送礼”说易行难，需要非常规武器。（郭元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