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媒体报道，南京大学针对2016级新生正式推出“第二课堂成绩单”，除了每学期的学业成绩单外，学校还将记录同学们4年的综合成绩，如参加竞赛情况、社会实践等，并绘制“雷达图”，毕业时开出“成绩单”，希望督促同学们好好规划自己的4年，为升学求职做参考。

多少年来，大学毕业生都是靠口述或简历自述，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在校的实践活动的。这种方式缺乏系统性，又存在很大的水分。人人都说自己是学生会干部，个个都有过志愿者的经历，用人单位只能一笑置之。现在，第二课堂成绩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证明自我的科学评价体系，为用人单位选人、用人提供了科学参考，无疑是顺应教育改革潮流的有益探索。不过，在其他高校的第二课堂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质疑和误区。对刚开始推行此项目的南京，汲取相关经验教训，方能少走弯路，让这张成绩单更具可行性、操作性和实效性。

不久前网上有个热帖，帖主和回复者大多是上海某高校的学生。该校从2014年起实行新的第二课堂学分政策，要求学生在4年中获得至少12分，不达标者无法毕业。由于每个获取学分的途径都有上限，且学科竞赛、创业创新等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是浮云，于是“刷讲座”就成了必修功课。每逢有讲座，现场都被挤爆，但认真倾听者寥寥，学生们都在做作业玩手机，所谓的第二课堂、素质教育都变了味道。

以上是一个较特殊的典型案例，虽然大部分高校并没有将学分作为硬指标，但由此展开的反思却具有普遍性——大学是开放自由的，应该给予学生广阔空间和更多可能，如果第二课堂画地为牢，束缚了学生的视野和手脚，其效用与初衷就会背道而驰。例如，高校为了记录第二课堂的成绩，都建了信息化平台或大数据系统，但系统是否只涵盖校方“认证”的课程或活动？假如学生参与平台外的社会实践活动，分值如何确定？谁来记录、审核和评价？

又如，一名学生如果潜心学术，整天泡在图书馆实验室，立志于从事科研工作，恐怕很难在第二课堂拿到高分，可这类学生也是社会所需要的。第二课堂成绩单是个好东西，但千万不能把经念歪了，在分数之外，还应建立更多维度，以及更灵活、更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高校首先要深入理解，厘清概念，把相关工作做严做实。

上个月，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工作推进会在京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在会上提到了“解决脱离学生等突出问题”，可见类似现象并非个案。在推进第二课堂成绩单的过程中，对高校而言尤须牢记“以学生为本”，让这张成绩单适应学生的成长需要，以学生需求为中心。（刘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