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重修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

丰子恺

丰子恺的外孙宋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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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艺术的逃难”

生逢乱世，命运多艰，丰子恺亲自设计的故乡居所“缘缘堂”在1938年毁于日军的炮火，一家人也踏上了逃难的道路。然而，艺术家的逃难，也是一路故事，孩子们多年后回想起来，苦辣酸甜，个中滋味难以言表。

“据母亲说，当时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浙江大学学生、教师扶老携幼，向贵州逃去。他们一家人也加入了逃难的大军，可是外公居然连路上的盘缠钱都没有，艺术家不善理财，家中竟无积蓄，最后是孩子们拿出自己每年一元的压岁钱，凑在一起勉强上路。”不过丰子恺也有自己的办法，每当钱花完了，他就地开一个画展，可以筹集到一些路费接着走。

逃难路上，丰子恺为了一家人也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自己艺术原则的事情，比如，用画换取搭车，令他痛苦不已。

丰子恺一家人逃到广西河池时，车子不来，被困在当地，大家十分着急，却无计可施，只能呆在旅馆里。正巧有一位赵先生偶然看到丰子恺为旅馆老板题写的一副祝寿对联，知道这里住着大名鼎鼎的画家，便主动上楼攀谈。

赵先生握住丰子恺的手，连称“久仰”，“难得”。原来，他是此地加油站的站长，适才路过旅馆，看见门口晒着红对子，认出是丰子恺笔迹，而墨迹未干，料想一定住在旅馆里，便来访问。听到丰子恺的难处，赵先生慷慨地说：“先生运道太好，明天正好有一辆运油的车子开都匀，如今我让先生先走，途中只说是我眷属是了。”

这天晚上，赵先生拿出一卷纸来，要丰子恺作画。丰子恺事后感叹：“为了交换一辆汽车，我不得不在昏昏灯火之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这在艺术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当晚勉力执行了。”

用画作换来珍贵的搭车机会，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到达目的地都匀，老姐及年长的儿女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离散十六天后，在安全地带团聚。当晚丰子恺饮茅台大醉。

次日一早，丰子恺见到比他早到的浙大同事张其昀先生，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 ？”从此，丰子恺“艺术的逃难”就成了亲友口中的一个典故。

抗战期间，丰子恺画了很多描写战争苦难的漫画，种种惨状令人不忍目睹，他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期盼着胜利的这一天。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丰子恺激动不已，特意做了漫画《胜利之夜》，描绘了一家人欢乐的情景，喝下了久藏的两瓶茅台。就寝之后，他思如潮涌，在随笔中写道：“想起了八年前被毁的缘缘堂，想起了八年来生离死别的亲友，想起了一群汉奸的下场，想起了惨败的日本的命运，想起了奇迹地胜利的中国的前途……无端的悲从中来，所谓‘胜利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