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财税金融改革要向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倾斜

推进经济平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成为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在各项改革不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依旧很大,仍然面临投资增速减缓、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存在企业负担过重、制度性成本过高等问题。面对这一形势,2017年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表示,要加快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日前表示,目前,产业转型升级正处于焦灼状态,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2017年将继续以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转型升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产权保护、放管服、投融资、价格改革等领域的改革方案落实。

多位专家也表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改革的力度将更大。以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为突破口的各项改革,将是2017年的重点任务。国企改革有望加速,重点将推进混合所有制、清理“僵尸企业”等。

对于2017年的国企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尤其是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航空、电信、军工等领域。渣打银行的最新报告预计, 2017年国企改革将取得重大进展,重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G20与新兴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其佐表示,国企改革将是2017年推进各项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推进国企改革最好的突破口,2017年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将会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而不再只是停留在试一试的层面上,必须打破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犹豫不决,实际有效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这对于推进整个供给侧改革以及相应的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都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说,从中央的政策文件来看,国企改革从顶层设计到改革操作细则都已基本齐备,国企改革也将从制度设计阶段进入见成效阶段。

不仅是国有企业,占经济总量大多数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很大程度上将决定2017年整体的经济走向。而民营经济的发展与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息息相关。

据介绍,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滑,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速是10.1%,而2016年前11个月只有3.1%,这也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如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壮大民营经济,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对此,张其佐表示,财税、金融领域的改革要向民营经济倾斜,向中小企业倾斜,真正做到有效降低民营和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资金成本等。张其佐说,2017年要巩固增值税改革的成果,进一步降低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在金融领域改革方面,要做到稳定人民币汇率,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同时降低中小企业资金成本。

“今年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是20%左右,而中小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只有不足5%,相比而言,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太高了,未来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张其佐说,要综合利用财税、金融和投资领域的改革,引导资金尤其是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至少要做到70%到80%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同时,除了基础设施外,要向民营经济、民间投资开放更多的领域,引导民间投资健康有序发展。

据介绍,在今年“营改增”推开后,中国增值税存在四档并存的格局,包括17%的基准税率,13%、11%和6%的税率。对于作为实体经济主力的制造业长期执行的17%税率应该下调,成为众多专家和业界对进一步减轻制造业税收负担的集中建议。而防止经济继续“脱实向虚”,实质性减税也成为呼声较高的措施之一。

2017年将是各项改革进入实质性进展的一年。目标要求是稳中求进;问题和困难是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仍然突出,一些领域金融风险显现。进一步推进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等领域深化改革,成为达成经济平稳前进目标的主要方式。

【汇率机制改革: 核心将是“预期管理”】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2016年进一步完善,参考“前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的中间价定价机制大大增强了汇率的透明度,也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市场化进程中更进一步。业内人士表示,2017年汇率政策的核心应是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管理,让企业和个人找到一个人民币波动的章法,进一步增加汇率政策的可信度。

知名外汇问题专家韩会师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6年外汇市场留给2017年最大的潜在风险,是人民币经过了三年的贬值过程后,贬值预期仍未消散,而2017年能否打破这个风险还存在不确定性。他坦言,从2014年到2016年,连续三年的贬值在企业和个人心中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单边贬值预期,与2005年之后的单边升值预期类似。“虽然2016年人民币汇率也有波动,但每次波动中,升值阶段的时间短、幅度小,导致双向波动不明显,市场默认升值只是贬值路上的一次调整。2017年如果这一情形不改变,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市场的贬值预期。”韩会师说。

韩会师称,若想扭转这种单边预期,2017年汇率政策的核心是让企业和个人找到一个人民币波动的章法,换句话说,要让市场看到人民币是有章可寻地在波动。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最近也撰文称,增加汇率政策的可信度,是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关键。他说,在经历了2015年的国内股市和汇市震荡之后,重塑政府的市场公信力尤为重要。目前没有无痛的汇率解决方案,关键是政策目标要尽早确定,且政策手段、工具与目标应该一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加强动态的监测评估,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完善应对预案、充实政策工具,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张莫)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牵住降成本“牛鼻子”】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正在从需求拉动向供给推动转换,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7年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

2011年以来,我国GDP增速告别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原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动能也逐渐衰落。近十年间,我国出口增速由27.2%跌落至当前的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由25.8%滑落到8.3%。同时,投资与外贸增长所依赖的人口、资源与资本红利已经遇到瓶颈,并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新挑战。一方面,我国人口增长自1987年后持续下行,“十三五”期间甚至将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参与率下降、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另一方面,普遍性的工业产能过剩、企业高杠杆和高库存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都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实现潜在能力的增长,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如何培育新动能?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主要抓手之一。通过打破户籍限制,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释放移动人口带来的增长红利,同时帮助消化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在这方面,关键要增加三四线城市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和提高质量,提升当地的宜居程度,推进欠发达地区符合生态经济的城市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进而产生更强的人口、资金集聚效应。“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质量导向的公共服务建设释放的新增长动能,可缩小区域间的差异,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互联网+”在我国增长势头强劲,通过与三大产业相结合,逐步拓展生产和消费外延,形成巨大规模效应,推动技术升级。2016年前三季度,与互联网相关的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税收同比增长11.2%和39.8%。互联网的精准化、便利化、实时化、物联化、智能化,为农业、工业、服务业转型升级、产业链融合提供重要支撑,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重要推动,也为三产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新引擎。2016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30%,推动跨境网购最主要因素在于品质保证,虽然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但消费者却从海外大量采购电饭煲、马桶盖等,由此可见,品质导向的消费升级将能释放新动能,将成为制造业转型的重要引擎。

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对外开放,也能够为我国经济增长增加新动能。虽然外需持续走软,但投资领域的对外开放仍然具有较大潜力,特别是应该制定更加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吸引外资投资我国中西部地区,优先放开中西部地区设立中小外资金融机构的控股比例限制。“引进来”和“走出去”需要平衡发展。近年来我国企业纷纷抱团出海,在“一带一路”沿线23个国家建立了经贸合作区,2016年我国对20余个沿线国家的出口实现高速增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实现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

如何通过改革释放新动能?首先,要进一步加大政府的简政放权力度,产业政策应该精准定位,以鼓励企业正当竞争为导向,加快混合经济改革,完善对企业产权和私人财产的保护制度,激发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动力。同时,也要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激发政府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提升执行力,推动具有容错性和科学考核的用人机制改革。

其次,2017年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牵住降成本的“牛鼻子”。当前,我国企业成本高企,主要反映在税费负担、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层面。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高达36.9%,民间借贷成本高达15.42%,压缩企业盈利空间。当前企业利润增速下滑,需要政府进一步推动税收制度和结构的合理化,落实完善“营改增”政策,清理不合理收费,对释放新动能的重点领域,灵活利用税收杠杆促进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同时,通过完善多层次融资体系,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此外,从具体领域来看,在推动新型城镇化方面,需要进一步放开、规范户籍制度,有序扩大农民工市民化,并利用财政和税收杠杆,引导优质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在推动互联网和共享经济方面,政府应进一步研究制定更为有政策弹性、更透明、更容错的社会监管机制,营造更适应创新的宽松环境。通过金融、税收、补贴等手段,促进消费升级相关领域转型创新。在支持企业提升研发能力方面,着力推动科研机构的企业化改造,并通过扩大征信手段,更好地发挥股市、债市等直接融资手段对创新研发产业的支持,提高科研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对外开放方面,可扩大优质外资通过债转股、PPP等模式参与部分不良资产兼并重组和公共服务项目,帮助中西部地区释放发展势能。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国企改革: 进入密集“施工”期】

回首2016年,尽管经济增长换挡降速,改革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但国企改革却明显提速。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已经完成,国资委还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36个配套政策,共同形成了国企改革的设计图、施工图。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向记者表示,2017年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将包含五方面内容:一是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二是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三是推进董事会授权改革,四是探索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治理机制,五是探索劳动和资本结合的新公有制。

国企改革一方面要优化国有资本的结构布局,另一方面还要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与竞争力。央企间的重组整合,将在2017年改革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改革重点,将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快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杨烨)

【财税改革: 直接税改革有望提速】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做出部署,提出“要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

本轮财税体制改革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迄今已经推行了三年,伴随一批有力度、有分量的改革成果,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正迈出实质性的步伐,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

在财税体制改革下一步推进路线图上,包括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继续推进资源税改革等任务都已经跃然纸上。

总体来看,包括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直接税改革将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具体到2017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总体方案出炉成为大概率事件,或将成为2017年税制改革的最大看点。(孙韶华)

【能源改革: 油气接棒电力】

如果说2016年是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破题之年,那么在2017年,随着油气接棒电力,能源改革的红利将加速梯级释放。

回顾过去的一年,输配电价改革落地生根,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次第开花,配售电侧改革引爆市场,电改试点已覆盖全国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这只是开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华创证券研究员王秀强认为,电力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领域,国企改革为电改铺路,电力领域混改必须有实质性进展。预计在2016年电改集中推进之后,2017年将迎来电改第二轮爆发期。

与此同时,油气领域“破垄断”之风也渐行渐近。据了解,谋划近三年的油气体制改革有望在2017年出台,将进一步打破行政垄断、管住自然垄断、放开竞争环节,最大看点是上游放开和管网独立。(王璐)

【农地改革: “三权分置”进一步细化】

2017年“一号文件”即将发布,据了解,文件将聚焦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多位专家表示,按照2016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是今年“三农”领域的一大重点。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告诉记者,关于“三权分置”预计会出台更为详细的措施。据了解,我国2016年10月底公布办法完善农地“三权分置”,要进一步释放和发挥政策的潜力与效力,还需修改相关法律制度,完善配套政策。

除此之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几项重要工作将在2017年完成。按照中央此前规划的时间表,到2017年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三块地”改革试点工作都将完成。(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