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博介绍说,他所以撰写《请拯救中唱保存的中华唯一的唱片母版文物库与党政有声历史文献》,是依据2015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提出的国家政治安全、国家文化安全、国家信息安全等法规,为中唱公司保管的几乎涵盖中华有声历史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而担忧。这位曾经于2005年独立编著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历史文献巨著《中国电影百年寻音集》的资深音乐编辑,对中唱公司及其所属各分公司版库所藏母版有着深入地了解与研究,并拍摄过相关的几部专题片,采访过在世的数位中国唱片历史的见证人。

凌博告诉记者,中唱公司与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委托协议书”后,中唱公司为此关停了自家运作8年之久的原有老唱片母版数字化工程项目组,将中唱公司全部设备提供以阎华为日方代表的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而该公司的工商局注册期限仅至2015年4月23日。

凌博说,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的所谓技术人员“既无专业技术操作履历又缺乏基本音乐修养”,他们在整理历史录音母带的工作中罔顾其珍贵性,或将珍贵原声肆意降调,或以录音母版胶带的反面采集声音,或整段删节,或错将大量音源资料胡乱归类且对资料名称张冠李戴。

正当权威媒体纷纷报道中唱公司启动的“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源库”项目取得显著成效,中唱公司负责人对外宣布已经完成近20000条开盘胶带母版的数字化采录、完成金属唱片母版数字化6000多面,凌博几乎不敢相信,经中唱公司专业技术人员核定的由日方负责数字化的近20000盘录音母带完成品几乎全部需要返工。

邢宝强多年来一直以中唱公司老职工的身份屡次向有关部门举报他掌握到的本单位违法违规行为,他递给记者十几份举报文字,其中有《我要问中唱领导干部你们有担当吗》一篇,材料开头第一句就写道“文化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在他看来,中唱公司保存的13万面金属唱片模板和4.5万条磁记录母带是民族和国家的瑰宝,不是谁都可以任性把持的。

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披露,尽管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已经因注册到期被工商部门注销,但是日方招募的全部工作人员被中唱公司悉数收编,继续承担中华老唱片保护工程的母版数字化工作,原日方管理人员的身影仍时而出现在保护母版工程的工作场所,而两位中唱公司资深录音师已被罢免验收工作职责。验收工作处于日方公司代表阎华原班人员相互自检的状态。

国家拨付资金逾亿

原告在起诉书中提及被告在《中华民族的可移动文物为什么交给了日方?!》长微博中写道:

“中唱领导以历史录音母版数字化工作向财政部申请一个亿以上的专项拨款并获得支持,如今一小撮掌握着权力的党员干部,却肆意将先辈们誓死保存的中华民族有声文物拱手交给了日方,还附赠上亿元的复制经费”。

据记者查询获悉,早在2006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吴雁泽、韦廉、杨伟光、陈钢、李谷一等近4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袂签署一份《关于抢救和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唱片历史音源》的提案,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并解决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唱片历史音源的抢救和整理。

提案依据中唱公司凌博等几位音乐编辑反映中唱保存的包括中华有声历史第一张唱片在内跨越百余年的库存唱片模版和录音带受到侵蚀的现状,痛心疾首地呼吁抢救任务迫在眉睫,提议政府部门成立中国唱片博物馆,将当年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委托中唱代为保管的中华有声历史母版从中唱企业中剥离出来,并针对包括中唱公司保留的珍贵音源资料在内的全国有声历史资料实施抢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