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好慢，她感觉自己有无穷无尽的能量，但是不知道怎么消耗，经常在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脸上的泪痕几乎没有干过，随时都在跟自己说“你要完蛋了”。

树洞中经常有人留下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我得了抑郁症，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要承受这样的痛苦？

没生病时，他们都曾用力地追求着梦想。江涵就读于国内一所知名大学，是校舞蹈团的骨干。戴胜写了一手好字，画画得了很多奖。何凝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

但是因为患病，这些人不得不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按下了暂停键。有的时候，这个按键再也没能弹起。

何凝孤独得像“避雷针”一样，走在天桥上，有跳下去的想法，她在树洞中写：“生活太难了。”而自杀未遂5次的戴胜写的是：“活着就是恶心。”

这些语言上的共同点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计算网络心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朱廷劭的关注。他给自己的系统起名“心理地图”。而这个集中了“抑郁”“痛苦”“死亡”等关键词的微博账号，是地图上一块重要的领地。长久以来，他在密密的丛林后面，静悄悄地观察着这个树洞。

他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不同自杀可能性的用户在微博行为和语言表达上存在差异。“高自杀可能性用户与其他用户相比社交活跃度低，夜间更活跃，关注别人更少，使用更多表达否定、死亡的词语，使用更少指向未来的词语。”

根据朱廷劭的调查结果，树洞中的用户平均年龄为21岁，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大专和大学。“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常常面对爱情失败、工作不顺、家庭生活矛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内容在评论中均有体现。”

江涵就曾踩在这样的生死线上。一次，她父母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被告知他们的女儿“可能已经不在了”。刚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江涵与父母相处了痛苦的一周。她不说话，整天躺在床上。

父母对她这种表现很生气，让她看《弟子规》。他们觉得是女儿的品德出了问题。

可是就连江涵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只知道自己“变了”。

能爱，能工作。这是弗洛伊德对心理健康的定义。而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这两种能力都决绝地陷入了停摆。

在他们眼里，抑郁的反义词不是高兴，而是活力。

“原来不是我错了，是我病了”

如今，社会对抑郁症一无所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百度抑郁症吧吧主齐衡弈第一次见到抑郁症患者时，是在上个世纪末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当时满大厅的病患大多已经失去意识或者行为能力，需要家属抬着才能来就医。那个时候，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里，抑郁症还算不上是一种“病”，只有症状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送到医院。

去年，当他再次踏入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抑郁门诊时，周遭的人都安安静静，神色正常。近20年来，他欣喜地发现，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在公众的意识里逐渐得到承认。

但是当这种疾病真正降临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家庭时，家人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彻底地否定。

第一次患病时，痛苦反复波动了一年之后，江涵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抑郁症。2011年12月，她在翻看一项课程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上面描述的抑郁症症状跟自己极其相似。她痛哭了一中午，当即决定去医院。

确诊之后，江涵突然觉得无比轻松，她在医院的卫生间大哭了一场。

她被告知，抑郁症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种心境的持续低落，通常症状需要持续超过两周以上才能够被确诊。

她还被告知，关于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医学界至今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解释。

第六版《精神病学》对抑郁症发病原因的叙述为：病因不明，病理不清。各种发病原因的假说多达6种以上，包括遗传、内分泌变化、炎性反应等等。

所有困扰、蚕食自己的疑惑，终于在这一刻让江涵有了答案：“原来不是我错了，是我病了。”

江涵拿起电话激动地拨出了所有熟悉的号码，她想告诉对方，自己所有令人恐惧的变化原来是因为生病。但电话那头的回应让她重新堕入了黑暗。

“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父母说。几乎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觉得，她的“不开心”根本不是“病”。

戴胜的经历也如此。有人说，“没事的，生活很美好的啊” “抑郁症是什么，神经病吗”“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吃有喝的怎么还抑郁了”“没事找事吧，想开点就行了”“你就是青春期而已”“很正常的失眠，过几天就好了”“你不就是不想去学校呗，装什么装”“哪有什么抑郁症，就是吃饱了撑的”。

这些话像锤子一样敲打着她们本已脆弱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