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给彼此带来猝不及防的伤害，戴胜已经主动删除了QQ里原有的200多个好友，还多次跟家人强调了什么事一定会导致她精神崩溃，包括给打她电话、敲她房门以及问她崩溃时的感受。可家人还是照做不误。

何凝被确诊抑郁后，父母跟她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告诉同学和老师”。她曾经为了自救看了很多抑郁症方面的书，也买了很多给父母，哭着求他们也看看，但是那些书到现在还原封不动地放在书架上。

许多抑郁症患者在承受病痛困扰的同时，还要经受这另一种折磨。而这种折磨，就来自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李献云已经工作了26年，她清楚地感受到就医人数的增加和社会认识的提高，但是“程度还不够”。她极其不赞同“抑郁症患者就是意志薄弱”这种说法。

“你没走过他们走过的路，不会知道那有多坎坷，而他们能够挺过来，也是一种坚强。” 这位医生说。

2015年，她在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教授程绮瑾的介绍下，加入了中科院学者朱廷劭的研究团队，在北京和香港两地之间，三方开始频繁地互通电话和邮件。

这个树洞在日渐拥挤的同时，一群专家团队在远处默默观察它，而且这些凝视树洞的眼睛越来越多。

“我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那个隐秘的树洞里，何凝已经与30多个人互相关注，他们称彼此为“病友”。这些人像被外界的冷漠推搡着、逼迫着，却又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

在那里，何凝找到了在现实中久违的理解和宽容，她的悲伤、痛苦、焦灼一下子变得无比正常。“我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都知道。”

大多时候，她们会跳过日常的寒暄，直接分享彼此最隐秘的伤口。除了病情，她们聊得最多的是家庭。

戴胜在树洞中留下的评论中，有很多都是针对父母的。“你为什么要说，差，差死了，差到底了。”“可是，我也有努力了，你的眼睛里为什么不是我是第一名。” “你为什么不夸夸我。”

生长在单亲家庭的戴胜从小跟父亲生活，与母亲联系很少。老师要求以母爱为主题作文，她写不出来，只能交白卷。班上的女同学头发会梳成各种花样，她永远只有马尾。母亲说她“太不爱卫生了”，她就天天洗澡，夏天每天三次，冬天每天一次。母亲说她胖得“不像自己”，她曾经五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喝水，胃痛到哭出来也坚持不吃。直到现在，她都觉得自己“太丑了，太胖了”。

何凝说母亲一直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而且没有信任感。小时候生病，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装的？”患抑郁症后，她经常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然后蹲在地上一直敲爸妈的房门，直到把他们吵醒，哭着说“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开心，只有我不开心”。

在她们的自我剖析中，家庭是患病最根本、最隐秘的伤口。

几十年来，国内外有许多相关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2006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陈银娣等专家调查了94例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功能，结果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郁症患者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存在显著的缺陷。

“家人可能首先要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自己很可能是当事人问题的制造者，”心理咨询师齐衡弈说，“但是，家人同样也意味着，他们其实是最重要最有效的‘药’。如果是家人能够彻底的认识到自己的偏差并加以改变，那对当事人的疗愈，是极其有效的。”

“但是现实中这基本不可能。”他顿了顿，“这相当于最狠最彻底的打脸，往往意味着要彻底颠覆作为家人数十年所秉持的最核心的价值观，这比割肉剔骨都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