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是最亲密的人，也正是因为距离感的丧失，他们带来的伤害会更加准确和深刻，会在无意中将已经患病的亲人拖向更黑暗的深渊。

很多时候，树洞中的病友在这条绳子的另一端。

何凝最先认识的是一个天津的病友，那是遥远他乡的另一个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们会互相安慰，彼此鼓励，一起定下需要共同完成的目标，“至少做过了这些再去死”。

这个树洞里的很多陌生人会因为彼此一句感同身受的话而互留微信、QQ，约定见面，慢慢从虚拟世界中的病友变成现实世界中的朋友，相互拉扯着跌跌撞撞往前走。他们是彼此在黑暗中的光亮。

“从绝大部分情况看，这种交流是正面的。”齐衡弈说，“如果是处于信息孤岛状态的患者，会产生许多误解，在治疗上走很多弯路。而这种网络集聚最大的正面影响就是让患者脱离信息孤岛状态，是一个很好的连接患者和社会的接口。”

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李献云认为，这种抑郁症患者在网络空间的聚集，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的痛苦在现实世界中不被倾听。“如果给他一个倾诉的机会，对患者的病情就会有极大的帮助。”在这个意义上，树洞承担了一部分“垃圾桶”的功能。

2016年11月的一个晚上，何凝突然收到了一条微博账号为“心理地图PsyMap”发来的私信：“我们在微博中看到了你的评论，你现在还好吗，情绪状态怎么样？”随后提供了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电话，以及一个问卷调查的邀请链接。

问卷调查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您意想不到的角落，都有人在关心您的感受和健康”。她询问了几个病友，对方也表示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信息的发送者就是中科院朱廷劭的研究团队。这个长久在远处注视着树洞的群体，发出了柔和的光芒。

“如果你让他去死，他有可能真的会死”

何凝不知道的是，那条短短不到200字的私信，是朱廷劭、李献云、程绮瑾几位专家反复修改了几个月的结果。他们组织访谈、设计问卷，不断地想要了解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最终，结合研究结果，他们决定私信的编写应该先以表达关怀为主，语言要人性化，并且要把求助信息放进去。他们希望帮助这些人，而且更希望帮助他们“自助”。

朱廷劭根据判断自杀意念的标准，包括一些负面文字等，利用计算机对这个树洞微博下近6个月的约7万条评论进行了初步筛选，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人工确认，最终确定了4222位具有自杀风险的微博用户，向他们发出了私信。其中就包括何凝。

“目前的心理危机干预还停留在‘被动等待’的情况，比如干预热线，必须等到对方打过去才能提供帮助，”朱廷劭说，“如果通过网络数据的分析，能够主动找到那些有自杀意念的人并提供帮助，这样时效性就会比较高。”据他介绍，自杀高危人群中有将近60%的人期待这种针对心理危机的自助服务。

在采访中，戴胜特别提醒到，“当一个抑郁症患者跟你讲一大堆透露着‘我想死’‘我不想再痛苦下去’之类的话，他在求救，请帮帮他。你的安慰可能不能使他改变想法或者好起来，但是如果你让他去死，那么他有可能真的会死”。

帮助的前提，是了解。而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这是无比奢侈的。

医生给江涵开了一种安眠药和两种抗抑郁药，但是在吃药的前两周，她只能感受到副作用，而没有任何药效。她干呕、手抖、浑身震颤、打哈欠。有一次在食堂跟室友吃饭，她的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住，夹着的菜掉了，筷子也掉了，最后她的眼泪掉下来。旁边的人看见了，这才意识到，她可能真的病了。

而她觉得，跟自己内心正在经历的痛苦比起来，这些副作用简直“不值一提”。而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

戴胜形容那种痛苦：“是将失恋的难过和苦涩再放大几十倍乃至百倍；是将不幸失去家人的巨大悲痛放大几倍；经历过战争的人听到枪声，思绪被带回在战争中最痛苦的时候。抑郁症患者发病时，就像被带回去体验了一次又一次。”

现在，何凝已经不再奢望这种理解，只希望周围的人“不要打扰，不要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好”。

她曾经看过一幅画，一个抑郁症患者躺在床上，有人说带他出去走走，而另一个人陪他一起躺下了。“抑郁症患者可能更需要的是后者。如果想要帮助我，或许可以先尝试理解我。”何凝说，“但是如果不是特别亲的人，不打扰就好了，没必要做到共情。这种东西有传染性的，像感冒一样。”

但他们在推开的同时，又极度渴求着这种“不可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