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53岁的刘晓云正焦急地等待着工商局的批复。等批复下来，她的企业就能拥有名称，正式开业了。

30年前，一场工伤事故造成了刘晓云左腿残疾，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2008年6月，刘晓云第一次来到了隶属于北京市西城区残联劳动就业服务所的“希联圆梦”工艺品制作工作室，成为了一名编织“手艺人”，并凭借自己出色的编织技艺，担任了编织组的组长。

“刚开始做编织那会儿，我每个月能拿到1200元—2000元的工资，虽然也不算多，但树立了我的信心，也让我相信自己还能为家里贡献点力量，而不是成为家庭的拖累。”刘晓云说，编织组的成员大都是中、重度残疾，“希联圆梦”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更让大家重新点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2016年底，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希联圆梦”将被分离出西城残联，面临解散。对于长久以来的“家”，很多在这里工作的残疾人都十分不舍，甚至害怕“希联圆梦”解散后，自己再也找不到归属感。于是，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以及在西城区政府和残联的帮助下，“希联圆梦”计划以“民营非企业”的形式重新出发，并由刘晓云担任法人。就这样，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刘晓云成为了当前“创新创业”大潮中一名特别的“残疾人创业者”。

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但对于刘晓云来说，目前最让她苦恼的，就是国家对于50岁以上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的缺失。“现在留下来的15名员工年龄都在50—55岁之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经达到50岁退休年龄的残疾人可以领取退休工资，但之前有关的就业优惠政策就不能再享受了。”刘晓云说，中、重度残疾人因为身体原因大都没有像样的工作，每月能领到的退休金也就在1500元左右。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很强烈的再就业意愿，也能够承担类似编织、刺绣之类的工作。

“希望国家的残疾人就业优惠政策能够往就业年龄之外再延伸些，或者设置一些缓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刀切’。这样就能让更多的残疾人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不仅解决了他们经济上的拮据，也能让他们更有获得感。”在刘晓云看来，自己作为一位53岁的残疾人还能创业，为什么就不能让更多的残疾朋友来分享劳动的快乐呢？（本报记者 奚冬琪）

春节期间，我回乡探亲时碰到这样一件事情。弓大爷今年已经78岁了，早已丧失劳动能力，可还得照顾躺在床上的74岁老伴儿。尽管他家已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和村里依照扶贫政策给以一定的关照，可在春节后老伴病情突然加重需要治疗，老人便找到包村干部，要求给以救助。包村干部在上门了解情况后发现，老人育有4个子女，均已成家立业，虽然谈不上家境多么富裕，可也都能过得去。因为近几年国家对老年人的救助有所增加，再加上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后，对困难户救助力度加大，因此4个儿女在得知老人有了低保之后，均不愿给付老人赡养费用，老两口碰到特殊情况急需用钱时，只好找村干部或包村干部解决。

后来，包村干部和村干部把老人的子女招集在一起，不但给他们讲道德、讲孝心，还给他们讲乡情、讲法律，让他们真正懂得做儿女应尽的义务。最后，老人和子女达成协议，每家每年支付父母生活费500元。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类似的情况在农村并不少见。儿女不想付给老人赡养费，不想与老人住一起，其实就是为了把本该自己承担的义务转嫁给政府来买单。这一扶贫中出现的新问题，说简单一点是道德问题，说严肃一点是法律问题。另外，有一些做父母的在精准扶贫中为了减轻儿女的负担，宁可让政府多救助一些，也不向儿女们张嘴伸手，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精准扶贫”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因此扶贫时也应该把“道德扶贫”列入考核范围内。要转变贫困户子女的思想，就要把唤醒他们的孝心列入扶贫工作的重点，不但要让他们在经济上接济父母，更要在精神层面关照父母。精准扶贫要扶钱、扶智、扶志，更要扶德。只有注重扶德，才能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推动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曹申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