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递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快递包装的污染逐渐显现。以黑龙江省龙江县为例,当地县城每天产生的垃圾中快递包装占三分之一左右。业内人士表示,快递使用的塑料袋大部分为一次性再生塑料袋,但胶带部分主要材质仍是聚氯乙烯,需要经过近百年才能降解。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仅全国快递业所使用的胶带总长度为169.85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425圈。(5月16日《经济参考报》)

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产生的2亿吨生活垃圾中,约有4000万吨为包装废弃物。从回收来看,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华透露,眼下由快递包裹产生的包装废弃物达到了百万吨级,但回收率不足10%。数据显示,包括90%的包装废弃物不能回收和利用,一方面没有循环模式的支撑,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包装污染的过快增长,会增加环境压力并造成生态危机。

因而,无论从降低产品的成本,还是节约社会资源,以及保护环境的需要,都应对快递包装污染进行治理,一方面减少其增加的总量,另一方面提高其可利用的效率。作为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破解当前包装困局需要多管齐下。总体来看,这是一场需要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全民参与和社会共治的行动。

一者,实施快递垃圾治理当以法为先。德国1991年、1997年先后出台《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包装回收再生利用法》,法规要求,凡包装体积明显超过商品本身10%以及包装费用明显超出商品30%行为,应判定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欺诈”。其他如日本,英国等国家在立法上也大同小异,除了对包装的标准进行明确和限定,对使用绿色环保产品和回收等责任,也进行了界定。相比较而言,国内还没有针对商品包装、快递包装的专业性立法,在责权利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与界定,使得包装管理目前还“无法可依”。

二者,标准的缺乏导致执行混乱。无以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定责任上的界定,也就没有具体的参照标准和责任界定。如果说法律解决了“执不执行”和“谁来执行”的前提问题,那么“怎么执行”则需要标准作为参照。标准作为具体的执行准则,需要精准化并体现差异性。比如包装的成本占多少,包装的体积占商品本身的比重为多少,内外包装的差异性在什么地方,都需要“细分化对待”并得到明确。没有标准也就没有执行和处罚依据,如何做都不过分。

三者,奖惩措施和机制必须跟进。有要求、无禁项,或者有处罚、无奖励,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出台法律并明确了政府、企业、组织或者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制定了具体标准作为遵循和依据,若没有相应的奖惩机制配套,做到奖罚分明,就无以起到激励与鞭策的效果。更何况,快递包装的节约化、绿色化和环保化,离不开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比如出台各种激励和优惠政策,采取财政补贴或者税收减免的方式,鼓励企业在使用包装物上,尽可能使用环保型和可回收的材料,并进行技术上的创新与使用,由此增加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四者,公众的参与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离不开基础庞大,数量众多的公众参与,快递包装的污染治理就难言成功。快递的过度包装,环保产品使用的率不高,跟公众的观念和倡导密不可分。如果公众有强烈的愿望和诉求,并直接参与到具体的活动中来,就能从终端发出最强烈的导向信号,并因需求侧的变化促进供给侧改变。与此同时,当公众意识和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并实现了质的提升,就会迸发出强大的反制力量,形成威力极强的监督效应。

快递包装污染作为垃圾处理和社会治理的一个环节,涉及面广且相对复杂。作为一个系统化工程,离不开顶层设计的科学化、责任的明确化和措施的具体化。因而,需要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之下,在以法为先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的规范和市场的主导,利用政策杠杆和法律约束,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要素并发挥其作用,并以共治为路径,才能真正破解“快递污染”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