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教育与儒家经典

隋唐五代的童蒙教育大致可以分为识字、读经、属文和专习四个阶段。如唐李恕的《戒子拾遗》中记载培养子弟的方案：“男子六岁教之方名，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居宿于外，十一专习两经。”从这一方案来看，童子在六岁时须接受识字、名物、节气和天文等生活知识的启蒙教育；七岁开始读《论语》《孝经》等，接受经典启蒙教育；八岁开始读《尔雅》《离骚》等，进行文学启蒙教育；十岁外出拜师，进一步深造；十一岁就可以专习两经等通经教育，以便参加童子科考试，或为将来参加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当然，这只是士族之家比较理想的启蒙教育计划，并不能代表所有唐代启蒙教育的全部。

唐代童蒙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尤以《孝经》《论语》为重，这也是自汉魏以来童蒙教育就重视《论语》《孝经》的传统。童子在六七岁就开始接受识字、名物等知识教育，同时培养孝道和仪礼等行为、举止规范，为诵读《孝经》《论语》打好基础，再诵《春秋左传》《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五经”，甚至涉猎“九经”，大致遵循因人而异、由浅入深、由少而多的“循序渐进”原则。

唐代童蒙教育为什么重视《孝经》《论语》呢？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论语》《孝经》的内容和国家需要培养的人才决定的。《孝经》“以纪天经地义”，《论语》“以纪先圣微言”。中唐文学家李华曾经指导外孙读书云：“汝等当学读《诗》《礼》《论语》《孝经》，此最为要也。”由于《诗经》《礼记》的难度较大，在具体实践中，通常以《孝经》为先，《论语》为后。如薛鲁鲁“儒家之令子”，“五岁能诵《孝经》十八章，七岁通《论语》廿二篇”。这应该是由“蒙以养正”，即童蒙教育的根本性质来决定的，童蒙教育重在“义方”，“以明尊卑之义，正长幼之序”。因此，宣传“百行孝为先”，以“孝为本”的《孝经》，对培养和端正儿童的品性和行为举止无疑尤为重要。《论语》的地位要高于《孝经》，虽然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法，但《孝经》宣扬的忠孝观念，更加符合最高统治者的统治需求。开皇十年（590），隋文帝亲自主持国子学释典仪式，并命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宣扬忠孝，足见官学对《孝经》教育的重视。唐高祖也十分重视《孝经》启蒙教育，在武德七年（623），专门下诏，奖拔表彰史孝谦为两个幼子“讲习《孝经》”，加强《孝经》教育。童子先读《孝经》，后读《论语》，除了内容方面的原因外，应该与《孝经》较为简单、内容较少、较容易被幼童掌握有很大关系。二、科举考试强化了童蒙教育中《孝经》《论语》的地位。唐代童子科考试的最主要内容是《孝经》和《论语》，直接加强了童子学习这两部经书的积极性。童子科考试，“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条）”。唐代明经、进士、秀才等常科考试，均须兼修的《孝经》《论语》，也就意味着举子都必须从小修习这两部经书。在唐代科举指挥棒的指导下，科举考什么，士子就学什么，因此，士人想参加举业，就必须从小重视最基础的《孝经》和《论语》的启蒙教育。

其次，它兼及“五经”。“五经”作为中国古代圣王、贤哲治理国家的经典和法宝，备受重视。正如唐人归崇敬所说：“‘五经’‘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国家创业，制取贤之法，立明经，发微言于众学，释回增美，选贤与能。”因此，唐代童子在接受《孝经》《论语》启蒙之后，便会诵读《尚书》《春秋左传》《毛诗》《礼记》《周易》等“五经”。“五经”对童蒙而言难度有点大，比较聪慧儿童才敢修习“五经”，属于超前教育，多数情况是选习“五经”中的一两经，罕有通“五经”者。

“五经”中最受童子欢迎的应该是《春秋左传》。《春秋左传》“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有“文之有左、马献”之美称，“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在隋唐“以文取士”的风气下，童子读《左传》可谓一举两得。不仅如此，《左传》讲的是“历代君臣大本，成败大较，忠贤功用，奇正方略”，唐人称赞其“为百王不易法”，远超《史记》，“足以训”。由于《左传》相对来讲，难度较大，一般是在童子学习《孝经》《论语》之后，年纪稍大，才学习。年纪较小的童子，需要老师教授方可修习，如贞观中，薛震6岁，就“受《左传》于同郡韩文汪，便质大义”。史学家刘知几12岁，就由其父授《左传》，“期年而讲诵都毕”。中唐以后，士人重《左传》应该与古文运动重《左传》形成“春秋学派”有很大关系。加之，《春秋》讲的是“王道之正，人伦之纪”，长庆二年（822）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建议，以《左传》《公羊》《谷梁》置三传科，“以劝学者”，穆宗于是下诏设三传科，对及第者优予处分，劝勉学子积极研习三传，此举必然也影响了童子读《左传》的热情。

《周易》，司马迁将其列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唐代吕温就说《周易》“可以正性命，观化元，贯众妙”。唐代童子学习《周易》的情况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周易》内容深奥，实用性不高，童子学习难度大。仅见唐休璟、李慈、吕方毅等少数童子修习《周易》。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孔子对《诗经》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显然，《诗经》对净化童子纯洁心灵，培养童子“温柔敦厚”的品性自然是最好的经典。因此，有“训在《诗》《书》，乐惟名教”之说，《诗经》是童子训蒙教育的重要内容，很受世人重视。孔子还说“不学诗，无以言”，在科举考试“以文取士”的情况下，学习《诗经》无疑对童子生活知识启蒙和文词修养至关重要。一般情况下，童子在修完《孝经》《论语》之后，才学《诗经》。如贞观中，11岁的童子李慈诵《孝经》《论语》《周易》之后，才习《毛诗》，被称为“神童”。

中国古代“王者设教，劝学攸先，生徒肄业，执礼为本”。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显然，《礼记》对规范童子行为举止的启蒙教育具有最重要意义。《礼记》内容较难，一般童子需要从师诵读。如唐初唐休璟“少孤，授《易》于马嘉运，传《礼》于贾公彦”。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四王之乱”，造成了政局不稳，社会失序，德宗深感“万品失序，九庙震惊”，希望以“礼”来匡正天下秩序，巩固其地位。贞元五年（789），德宗增设“三礼科”，专门鼓励举子以《礼记》《仪礼》和《周礼》为业，客观上也促进了童蒙教育对《礼记》的重视。

《尚书》对于童子来说最难读懂的儒家经典了。《尚书》记录了虞、夏、商、周各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被视为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治世经典，也是贵族、官宦子弟，以及士大夫必修的“明王道”之学。《尚书》所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言语艰涩难懂，年龄稍大的童子才能选习。正如吕温所言《尚书》“非古今文字之舛，大小章句之异也，必可以辩帝王，稽道德，补大政，建皇极者，某愿学焉”。很多时候，童子往往是读《左传》《毛诗》《周易》之后，才读《尚书》。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刘知几，其父为了让其读《尚书》，“屡逢捶挞”，学业还是进展很慢，后来其父随其所愿，先教《左传》，再教《尚书》，反而学业精进，效果非常好。

总而言之，唐代童子诵读经典基本上以《孝经》《论语》重，兼及“五经”，内容罕有超过“五经”者，仅见卢迈“早岁以游寓於南谯，与崔文贞公讲学至《谷梁传》”。多数所谓的“神童”只要能够诵读《孝经》《论语》精熟，就可以参加童子举、童子科考试了。一般童子能诵读《孝经》《论语》都比较困难，读三四部经典的童子就已经非常厉害了，罕有通读“五经”者，极少数童子还会选读《老子》《尔雅》等。如唐初李慈11岁，能够诵《孝经》《论语》《周易》《毛诗》《尚书》等五经，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神童”。还有，裴耀卿八岁时，就已经修《毛诗》《尚书》《论语》和《礼记》了，应当也少不了《孝经》，因此“神童擢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