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北游”

——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诸细节

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中共香港分局成立由方方、潘汉年、夏衍、连贯、饶彰风组成的五人领导小组，负责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建新政协。民主人士“北上”的过程历时一年左右，共分大小20余批次，“知北游”即其中历时最长并留下不少传说的一批。

本文是中国政协文史馆“民主人士北上，新政协筹备会及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文史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发表时有删节。

华中轮的乘客

1949年2月28日中午，一艘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英国商船———“华中号”离开香港，驶向北方。

华中号是一艘排水量约2000吨的货轮，但此行并非运货，而是另有特殊使命——送20多位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乘客叶圣陶在开船次日的晚会上出了个谜语，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打《庄子》一篇名，另一位乘客宋云彬猜中谜底，是为《知北游》。叶圣陶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知’，盖指知识分子之简称也。”

华中轮的乘客不多，但在北上各阵容里，算是“庞大”的一队。叶圣陶记为“总计男女老幼27人”。宋云彬后来在一次船中座谈会上担任记录，将同行者一一列名：“出席者陈叔通、王芸生、马寅初、包达三、傅彬然、张綗伯、赵超构、柳亚子、徐铸成、曹禺、郑佩宜、郑振铎、郭绣莹、冯光灌、叶圣陶、邓裕志、胡墨林、刘尊棋、沈体兰、张志让、吴全衡及余凡22人。此次同舟者仅郑振铎之女公子郑小箴、曹禺夫人方瑞及包小姐未出席耳。”这几乎是一个完整名单，但与叶圣陶“总计男女老幼27人”的说法尚有出入。查叶圣陶日记，有“吴全衡携其二子”的记载，吴全衡时年31岁，两个孩子尚幼，故为宋云彬忽略，叶所谓“男女老幼”之“幼”，显然也是指这两个孩子。华中轮的乘客年纪参差，名气不一，职业各异，但从某种意义上看，具有同一个社会身份———民主人士及其家眷，唯一例外者即吴全衡，宋云彬在日记中用逗号将她与其他乘客作区别，不是没有缘由的。吴全衡系胡绳夫人，也是这条船上唯一的中共党员，负有护送和照管民主人士的职责。

自2月27日下午起，华中轮的乘客分批登船。因华中轮系货船，又须隐秘行事，为避免麻烦，且遮人耳目，所有乘客都乔装打扮一番。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柳亚子等年长者扮作商人，女士扮作搭客，其余乘客则以船员身份上船，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张志让等虽年过半百，也概不例外。宋云彬扮作庶务员，张志让扮作副会计员，郑振铎和傅彬然扮作押货员，叶圣陶、曹禺、刘尊棋扮作管舱员，徐铸成等人也都扮作各种名目的船员。本来叶圣陶一行除他和宋云彬穿长衫外，男客一律西装革履，此时身份摇身一变，穿着也须跟着变。“庶务员”宋云彬仍穿长衫，其他“船员”一概中式对襟“短打扮”，不免显得有几分滑稽。宋云彬日记说：“彼等皆改服短装，殊不相称。”叶圣陶也记：“此时皆改装，相视而笑。”

晚9点，叶圣陶一行在李实导引下上船，虽已入夜，还是遇上点麻烦，所幸有惊无险。宋云彬日记记录了这个过程：

余与彬然、尊棋、家宝、超构先下汽艇，则有两警士跃下，以手电筒照余面者再，余衔烟斗徐吸之，故示镇定。警士指余身旁之帆布袋问是中为何物，余谓汝可检视之，彼等遂逐一检视而去。盖警士视余等服装不称，神色慌张，疑为走私或别有图谋者。圣陶、振铎、芸生、铸成在后，见有警士下船，则趔趄不敢前，尊棋复登岸觅之，未几相率下艇。

至当晚11时，最后一批乘客入船。或许是几经折腾，上船后心情终于平静下来，大家虽客居轮上，却睡眠不错，鼾声四起。叶圣陶日记记：“余夜眠甚酣。”宋云彬日记记：“昨宵睡颇酣畅。”

28日中午11时50分（据叶圣陶日记），华中轮启锚离港……

在海上

华中轮航行6天，于3月5日下午停靠烟台码头。照常理，这类长途海上旅行，多少有些乏味，对乘客来说是一种心理折磨。华中轮此行却一反常理。从几位乘客的日记或回忆录的字里行间，能看到不少有意思的实况记录，大家的心情自然也以悠然、愉悦和对未来的憧憬为基调。

徐铸成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这艘大约不过两千吨排水量的货轮，舱位不过三四十个，而且只有一个等级；在卧铺上层，有一个可摆四五个圆桌的餐厅和一个不大的甲板。这是我们临时小集体的活动中心。”叶圣陶、宋云彬、郑振铎等素享“能饮”之名，又是几十年的酒友，此时自然更不能闲着，叶甚至还担心酒带少了，他当天在日记中写道：

此行大可纪念，而航行须五六日，亦云长途。全系熟人，如乘专轮，尤为不易得。开行历一小时，传言已出香港水警巡查之区域，可以不必戒备。于是登楼而观之。餐厅颇宽敞，其上层为吸烟室与燕坐间。午餐晚餐四菜一汤，尚可口。余等皆饮洋酒少许，恐所携不多，不够消费。

宋云彬猜中叶圣陶“知北游”的谜底后，向叶索诗以代奖品。叶当晚即成七律一首，题为“应云彬命赋一律兼呈同舟诸公”，随后“传观于众，颇承谬赞”，并引发唱和潮。第二天，柳亚子、陈叔通、张志让、宋云彬纷纷写成和诗。叶圣陶诗曰：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柳亚子不愧南社先驱，连篇赋诗，一路畅吟,写了30多首诗词，尤以开船当天所作最能代表他及同舟人士的心境：“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从启程的第二天起，华中轮乘客每天开一场晚会。柳亚子3月2日记：

黄昏开晚会，陈叔老讲古，述民初议和秘史、英帝国主义者代表朱尔典操纵甚烈，闻所未闻也。邓女士唱民歌及昆曲，郑小姐和包小姐唱西洋歌。云彬、圣陶唱昆曲。徐铸成讲豆皮笑话，有趣之至。王芸生讲宋子文，完全洋奴态度，荒唐不成体统了。

由此可见，华中轮上的晚会是一种不拘形式、不拘内容的即席即兴式的活动，恰如叶圣陶所言：“亦庄亦谐，讨论与娱乐相兼。”因同舟者不乏自民初以来的各界名流，晚会上的述往和漫谈颇引人入胜，像柳亚子闻所未闻的“陈叔老讲古，述民初议和秘史”。叶圣陶则记下更多的话题，如“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陈叔老谈民国成立时掌故”“柳亚老谈民初革命”“家宝（曹禺）则谈戏剧而推及其他”“包达老谈上海掌故”“云彬谈民十六后，杨皙子（即杨度———引者）曾赞助中共”……宋云彬曝料杨度一事，引举座哗然。宋曾为早期中共党员，因知杨度一直与中共有联系，并于1929年秘密入党。后来党史学者考证杨度入党一事，宋云彬船中日记成为重要依据之一。叶圣陶和柳亚子一样，也用了诸如“前所未闻”一类词句。可惜日记作者对这些话题仅仅一笔带过，没能给后人留下实质性的史料。倒是报人徐铸成凭着敏感的职业嗅觉，在与几位长者的闲聊中积攒了不少“料”，后来陆续写进《旧闻杂记》一书。

晚会的另一主题是即兴表演，叶圣陶所记甚为细致，尤其是前两场晚会，有罗列节目单的意思，如3月1日：“曹禺唱《李陵碑》《打渔杀家》，邓小姐唱《贵妃醉酒》，张季龙（张志让———引者）唱青衣，徐铸成唱老生。”3月2日：“余与云彬合唱‘天淡云间’，此在余为破天荒，自然不合腔拍。邓小姐唱《刺虎》，颇不恶。”叶又记，当日晚会结束时，“谋全体合唱，无他歌可唱，仍唱《义勇军进行曲》，此犹是抗战时间之作也。”半年后，这首歌曲被一届政协确定为代国歌，船上出席政协会议的十几位民主人士想必都投了赞成票。3月4日是华中轮靠岸前的最后一晚，晚会照常，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七时起开晚会，至十时而止。船上人员均来参加，兼以志别，兴致极好，甚为难得。歌唱甚多，不悉记。墨亦唱《唱春调》四句，则破天荒也。”至此，叶圣陶夫妇都“破天荒”地表演了节目，可见船上晚会的气氛和感染力。叶圣陶还在日记中感慨：“今夕晚会，人各自忘，情已交融，良不可多得。”言语间含着几分不舍。

集体活动之外，乘客间免不了还有不少私下交流。叶圣陶日记3月2日记：“早餐后坐顶舱中与诸友闲谈，意至舒适。”3月3日：“叔老为余谈袁世凯称帝，英国公使朱尔典实怂恿之。”此事陈叔通在前一天晚会上已经述及，大约叶尚有深究之意，私下再细讨教，并在日记中写道：“余因谓叔老，此等事宜笔记之，流传于世，以见其真。”而陈叔通所述如真“笔记之”，倒很适合刊登在十年后创办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午)饭罢，与亚老闲谈颇久……”3月4日记：“叔老录示旧作二首，皆极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