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下午，民主人士一行由舒同陪同，来到青州城北40里外的萧庄，参观解放军官教导团———即收容国民党被俘高级军官的场所。《徐铸成回忆录》所记甚详，尤其是穿插忆及抗战期间，徐铸成作为记者在桂林与王耀武有过几次接触，并曾是王公馆的座上客，也算有旧，几年后再见面，王却成了阶下囚，这多少有几分戏剧性。以下是徐氏对萧庄之行的回忆：

六年前，我在桂林工作时，与王耀武曾见过两三面……有一次，文彬告我：“王耀武想见见你，后天特在其公馆宴请。”届时，我与诚夫、李侠文、马廷栋、黎秀石等赴约。室内外陈设和那天宴会的丰盛，在那时的桂林，都属罕见。最有趣的，主人曾不断问我们：“照外国规矩，此时应酌什么酒？照国际惯例，此时是否应递上手巾？”可以说，主人很谦虚，“每事问”。也可见那时他已有雄心，抗战胜利后升任方面大员了（那时，他已是蒋的王牌军之一，1945年奉派接收山东，被任山东省主席兼绥靖区司令，直至济南围城被俘）。

这次我去“军官团”时，身着一件旧棉袍。他大概俯首未加注意。等到舒同依次介绍到我时，他抬头注视，并对我微笑点头。舒同在旁边看得清楚，轻声问我：“你和王耀武认识？”“是的，六年前在桂林交往过。”“那好，等一会儿参观他们宿舍时，你找他个别谈谈，了解他目前的思想情况。”会晤后，柳亚老对他们“训话”，劝他们“回头是岸”。

宋云彬当天日记：“王耀武被俘后送入军官团，忽有所悟，自撰一联云：‘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要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都出去。’又写一横额：‘你也来了！’”

3月13日下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原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被解放军用卡车送至招待所，诸民主人士与其谈话。杜因名列战犯，加戴脚镣，与王耀武等不同。据叶圣陶观察，杜“颜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囚”。民主人士纷纷历数并质问其罪，杜则“皆言不知其详”。叶圣陶在日记中分析：“一般印象，渠或亦知必将判罪，故态度与王耀武不同，王因希望能得安然释放也。”十年后，上列被俘将领如杜聿明、王耀武、牟中珩等，都陆续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余生以文史资料工作为职业，后来又陆续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与此行民主人士中的许多人同堂开会，共商国是。这自然是双方当时都没有料到的后话。

3月14日一早，民主人士一行抵济南，市委书记刘顺元、市长姚仲明等到车站迎接。他们在济南游览了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诸景，参观了图书馆、博物馆、华东大学（齐鲁大学旧址），并与当地党政负责人座谈。叶圣陶记：“饭后开座谈会，各人问攻下济南经过，及接收济南后之处理方法，由党政各位答复甚详。”宋云彬记：“余提出询问：在此情况下能容许私人办报纸否？恽逸群作答，谓日前私人办报，事实上甚为困难云云。”

民主人士一行未在济南过夜，座谈会后直奔火车站。下午4点车发济南，但这恐怕是他们近20天旅程中最难忘的一宿。一行人先乘火车到桑梓店，时天已擦黑，然后是一夜的苦乐兼程，途中还遇见南下参加渡江战役的四野部队。叶圣陶所记甚细：

四时登火车，徐徐开行，经数小站而至桑梓店，已入暮矣。自此至沧州四百余里，铁路尚未修复，须至下月初方能通车。一路见路旁积储粮秣甚多，又见南行火车载炮车及马匹，云是东北方面入关者。此皆渡江之准备也。我人火车上所携汽车悉落地，分配乘载，夜八时始开行。一路颠簸殊甚，手足并须用力，乃大疲劳。初尝迷路，找不到公路，走冤枉路不少。然月色甚佳，空气不太寒，夜行经验亦复有趣。在临邑打尖，已过十二时。复开车到德州，天方微明。

德州是民主人士一行在山东解放区经过的最后一站。3月16日早8点，一行人乘汽车继续北行。当晚8点，一行人抵河北沧州。17日晚，邓颖超、杨之华等从石家庄到沧州迎接民主人士一行，叶圣陶记：“之华已二十余年不见，渐渐老矣。”叶圣陶印象中的杨之华，还是上世纪20年代末瞿秋白夫妇去苏区前在上海生活时的少妇形象。晚10点，车发沧州。

3月18日上午10点，民主人士一行经过近20天的海陆兼程，抵达北上目的地———北平。先期北上的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等几十位民主人士及北平市长叶剑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车站迎接。随后，民主人士一行被接入北平六国饭店，“知北游”行程至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华中轮的乘客中的绝大多数民主人士，作为各界代表，出席了半年后在北平召开的一届政协会议。他们是：柳亚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马寅初（无党派民主人士）、宋云彬（中国人民救国会）、曹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陈叔通、包达三、张綗伯（全国工商界）、沈体兰（上海各人民团体）、郑振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叶圣陶（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张志让（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刘尊棋、王芸生、赵超构、徐铸成（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邓裕志（宗教界民主人士）。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协文史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