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文化的传播，要有宏大的视野。在近现代，以西方向“其他”（非西方）传播为主，但也存在着大量的其他形式的传播，特别是中国思想的外传。近年来，中国学界很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找寻中国思想在世界上留下的印迹。这种寻找，当然值得鼓励，相关的史料钩沉的工作，也令人敬佩。但是，我仍然想说，要看具体做了什么，出现了什么情况，要进行哪些辨析。

中国文论：古代还是现代？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我当时的硕士导师要率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为此行作准备，他让我查一查德国当代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情况。我去图书馆泡了两天，抄出一个目录交给他。他后来告诉我，他去德国后将这个目录展示给德国作家看时，德国作家们都大吃一惊，想不到中国有这么多德国当代作品的翻译。相应地，他问德国同行，读过多少当代中国的作品，回答是，很少，说不出几位中国作家的名字。当然，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德国作家也许已经能说出一些当代中国作家的名字来了。然而，基本的状态仍是如此。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通过翻译知道了更多的德国文学，德国文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仍然很少。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如此的话，那么，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就更是如此。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可以对德国的理论如数家珍：从康德、黑格尔到叔本华、尼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而德国学者在被问到关于现当代的中国人的理论创造时，则会一脸茫然，费力想出一两个人名，还常常说错。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中国与其他欧洲和北美的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交流之中。

在中国与西方的理论交流中，有着这样的错位：中国人了解西方的现代，而西方人关注中国的古代。谈到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西方学者会说，他们知道孔子、老子，他们还会津津乐道，庄子如何有趣，《文心雕龙》如何了不起。在比较文学界，似乎人人都在说要“跨文化对话”，实际情况是，西方人一下子就“跨”到了中国古代，他们的对话对象，是从魏晋玄学到程朱理学，再到阳明心学。对于许多西方的人文学者来说，“中国”一词是指古代中国，“中国美学”是指古代中国美学，“中国文学”指的是古代中国文学，现代的中国并不存在。与此相反，中国人对西方的关注，却更偏向于当代。他们追踪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思想，翻译、介绍、研究，并且不断地宣布某种思想过时了，现在流行某种更新的学说。

当然，学者要分专业，专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关注点。在西方，仍有许多关注现代中国、想借中国的材料来说出一些新的意思来的人。这时，20世纪变动中的中国，成为他们的思想源泉。然而，即使在这些人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误读。

记得前不久有一次法国之行，与一位法国文论家作了一次学术交谈。谈话之初，这位教授拿出一本法文本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给我们读了一段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语录，并以此开始了他的论述。他所讲的是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论证法国先锋文学的合法性。他认为康德美学所指导下的古代美学，强调审美无功利和艺术自律，只能适用于古典的文学和艺术，而当代的先锋文学和艺术，要打破这些戒律，将文艺与政治联系起来。对此，我提出反驳说，《讲话》中所讲的文艺与政治的联系，与法国先锋文艺所要强调的文艺与政治的联系，是完全不同的。《讲话》所讲的，是要文艺为当时的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服务。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作家，对延安根据地的情况不熟，人不熟。他们的作品，还是写给大城市人看的，也许中小城市中也有人爱看，但在延安，爱看的人就很少。写人民，为人民，与人民感情上相通，这是当时的作家们迫切需要做的。在《讲话》中，毛泽东并不是在倡导一种精英的文艺，更不是发展一种先锋文艺，而是首先要普及，从民间学语言，接受民间的趣味，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先锋文艺不是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而是以反文艺的姿态突破艺术的边界。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只能出现《小二黑结婚》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不可能出现《鼠疫》和《等待戈多》。借助《讲话》的观点为当代西方的先锋艺术辩护，所出现的是一种理论上的错位。

一些西方学者在阅读现代中国的思想的过程中，也到处存在误读和角度的偏颇。鲁迅被人们只是从纯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其方法和技巧，而忽视其在当时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意义。朱光潜被放在京派文人之中来描述，而他对现代中国美学形成中的历史作用，却不能得到很好的认识。同样，评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的西方学者，只是将之当做中国人审美趣味史的概览，而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李泽厚是以此来论证他在20世纪50年代所形成的关于美的社会性的观点。

从总体上讲，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以致美学和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地位不高。不受到重视，或者即使重视，也多有误读。在很长时间里，西方学者们关注的是古代的中国。至于当代的中国，他们则交给新闻记者来“研究”。直到今天，跟在BBC和CNN后面“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在从“他”到“你”的路上

我想用“我”“你”“他”的关系，来说明这个世界上各种关系的历史演变情况。

在古代世界，各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邻的关系。当各民族各自以自身为中央之时，多中央也就无中央。那时的世界，还不是放射性的。世界是一个网状的结构，各种文化都成为网上的结，相互之间以网线联系在一起。

真正的世界中心，是在近代，才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出现的。在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随着工业革命、科技的发展、现代学科制度的建立，出现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和文化发展过程。在这种状态下，形成了“主体”与“他者”对立。“他者”是相对于“主体”而存在的。“他者”是被注视的对象。 这种将外族人“他者化”，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这种现象原本常常发生在相邻而相异的民族、种族、地域之间。近代社会以来，在欧洲人关于世界的想象基础之上，出现了“西方”与“其他”的对立。“西方”成了中心，“其他”则处在“西方”之外，成为“他者”。

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运动以后，东西方对话，南北方对话，都成为潮流。“对话”是一个有着深刻含义的词。它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从“他”到“你”的转化。

在“西方”与“其他”的格局下，所存在的不是“对话”，而只是“喊话”，那时的知识的传播是单向的。“非西方”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听话”，二是“不听话”。“西方”所要做的，是对“不听话”者进行“训话”，最终使他们“听话”。

对话不是喊话，而是相互交流。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非西方”不再是作为“其他”的“他者”。这种变化，就是从“他”变成“你”。对话总是在“我”与“你”之间进行的。“你”不是一个类，而是一个站在“我”对面的个体。

“落后”还是“落差”

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都有着自己的标准。从外部寻找标准，常常会带来不公平，并且是扭曲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否有可比性？它们之间是可比的，又是不可比的。一种文化的进步，不是变成另一种，不能以一种文化为尺子来衡量另一种文化。我们不能以是否有光影来评价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好坏，也不能以是否有笔墨来确定欧洲传统绘画的优劣。

当然，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既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好东西，但传统也曾经作为一个牢笼将中国人束缚住。认定文化不能创新，传统的就是好的，是一种小脚女人的哲学。

在许多观念和对具体的事物的看法上，会有文化间的落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还是要就近走到自己的高处，通过文化更新而非文化模仿，努力向上走。

让我们回到中国文论走出去，与在当代世界语境中发展中国文论的话题上来。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与外在世界隔绝、“自言自语”的时代，经历了被打开大门听人“喊话”，只能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作出选择的时代，终于来到了一个从“他”变成“你”，从而可以对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需要做的，不再是“自言自语”，不是仅仅说“是”或者“不”，而是在对话中发展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