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院代表李高（化名）断然拒绝后，被大妈们用手指戳着鼻子骂，还有人推搡、拉扯衣服。李高不敢回骂、更不敢推她们，“万一哪个大妈突然倒地、装病闹死呢？”

2016年3月，当地警方侦查发现，有一个平均年龄约50岁、约30名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讨债”团，这些人没有正式工作，依靠电话互通消息，帮人“撑场”，参与各种债务纠纷、工程纠纷、医疗事故处理等等。

她们受人雇用，采取辱骂、侮辱、恐吓、殴打、损毁财物、占用公私财物等手段，直至对方不堪其扰，息事宁人。

2017年7月5日，这个“大妈团”的14名主要成员被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当地人称她们为大妈“骂骂队”，还有人说她们是第一起“大妈涉黑团”。

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的大妈之一高云（化名）因病而被取保候审。面对新京报记者，她说自己觉得委屈：“我们确实犯法了，但不是什么黑社会。”

“关键是管饭”

参加几次讨债后，高云开始觉得，自己一个眼瞎的人也有了用处。

她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平原办事处刘庄村人，45岁时因糖尿病并发症，双目失明，陷入黑暗之中，变得什么也不会。

三四年前，高云跟着村里的一个大嫂，第一次帮人讨债。“我每天都没事情干，玩得好的叫去帮忙，我就去了，就当是好玩”，她说，“关键是管饭。”

那时，她的丈夫已去世多年，女儿去了市区，高云独居村庄，生活不能自理，连吃饭也几乎全靠亲友。

请她们的老板是一个亲友，让她们去帮腔和助威。“村里几百户人大多沾亲带故，不管谁出现困难，肯定会互帮互助的。”高云的一个堂侄说，他家也常常帮衬高云。

后来，在这个堂侄有需要时，高云也去帮他讨过债。一般，请她们的大多是村里这些“儿侄辈”的老板们。

刘庄村是典型的市郊，距离梁园区政府、商丘市政府分别约5公里和10公里。眼看着市郊与市区间高楼越多、距离越短，建筑行业成为不少村民的谋生之业。对村民来说，打工的讨要工钱，包工的讨要工程款，这些早已见怪不怪。

今年7月底，记者走访商丘市内部分建材市场得知，前几年全国房地产行业出现较大波动，牵连商丘市内很多贷款或担保企业资金断裂、资金回收难，出现了很多经济债务纠纷。讨债难，民间因此出现了各种讨债群体和讨债方法。

“每笔生意都签有四五页纸的合同，规定限期付款和超期后赔偿等事宜，但还是一半以上不能正常收到钱款。”刘庄村一个卖建材的老板说，现实中没有超期赔偿一说，能拖个半年、一年催回全款就不错了。

这位老板说，他们出现民事、经济纠纷时，公安部门只要双方不打架、不闹事，就只能现场调解；如果去法院起诉、走司法程序，不仅时间周期长、成本高，且打赢官司也难得到执行。

讨债公司也不是这些小老板们随随便便就能聘请的。记者咨询商丘多家网络搜索靠前的讨债公司得知，这些公司收费一般按讨回金额的15%-40%左右收费，采取干扰债务人的企业经营、家庭生活等手段，暗示“难免需用点武力来威胁”。总之，收费高、动手闹僵关系、打人犯法，这触犯小老板们做生意的三条底线。

“只要老妇女，不要男的参加。”高云渐渐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男人去讨债很容易打架，而她们这些人都是可怜的“老弱病残”，对方拿她们没有办法。

最开始去的几次，高云说自己没拿钱，觉得给亲戚朋友帮个忙，请个饭就可以了。

她说，有时帮人要到账后，对方会给她们每人一天发100元或200元钱。好处费多少，主要看“老板”大不大方。

高云每月领的低保不到200元。她患有糖尿病和冠心病多年，没有什么其他收入。

“只要别人管一顿饭”，高云以为，帮人讨债不犯法，“我一个瞎子还能帮别人，我感到很荣幸。”

跳广场舞的病人们

2015年前后，老房子漏雨厉害，高云离开刘庄村，随女儿住进了市区。白天“听”电视，晚上等女儿回家做饭。饭后，她就去小区附近跳广场舞。

她在跳广场舞时认识了苏木香（化名）。61岁的苏木香和儿子一起住在商丘市区，每天在家也是做饭、带孙子、做家务。她的身体也不好，曾患上乳腺癌并被切除左乳，术后左手臂血管无法正常流通，导致现在左臂比右臂粗了很多。

在互相认识前，苏木香也跟着认识的朋友帮人讨过几次债。

“鼓励她晚上多去跳跳广场舞，也支持她和别的大妈一起去讨债。”苏木香的儿子说，他怕妈妈得病后想不开，在家也憋得慌，“帮个忙，相当于去玩，但交待过，不能打架骂人，动气了对自己身体不好”。

跳广场舞时，她们又认识了陈美（化名）和胡林文（化名）等人。这几人的家都比较近，除胡林文是男性外，其他人都是大妈。

其他几个人的光景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