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53岁，患有冠心病和高血压，四五年前离异后，和大女儿一家租住在城中村里，帮忙照看外孙；胡林文53岁，患有家族遗传病肺气肿，稍微走累一点就要引发哮喘，三四年前还把腿摔断了，现在走路还有点瘸，由于不便出门，平时在家照看80多岁的父母。

胡林文的姐姐说，陈美和胡林文曾是同学，但几十年来基本没有联系。两人从2015年开始恢复交往。胡林文加入，成为了这群大妈讨债团中唯一的男人。

高云觉得胡林文做人仗义，有次她病重时要头撞东西自杀，碰巧被路过的胡林文死死拉着，相当于救了她一命，两人也因此更加熟悉。

那时，高云还没有专门供盲人使用的语音辅助手机。当有人找到她帮忙讨债时，她就去找胡林文，借他的手机，或者直接请胡林文通知其他人。因为胡林文是男的，大多数时候不方便去那些“纠纷”现场，就为高云她们提供“后勤服务”。

几人认识后，关系网大了许多。更多不认识的人知道她们后，亲友托亲友、邻居托邻居地辗转找到她们帮忙。

“一般占理的才去，没事找事的不去。”苏木香说，这是她们“接活”的前提条件，比如去讨债一定要有欠条或合同。当然，她也承认，随着后来“业务范围”扩大，参与一些拆迁纠纷、医疗事故时，就没有坚持这一点。

渐渐地，她们在当地也有了点“名气”。根据一审判决书，公诉机关指控，从2013年至2016年，这群大妈团伙共有29次寻衅滋事行为。2013年1次，2014年5次，而2015年突然增加到20次。到了2016年，仅1月就发生了3次。

判决书称，这群大妈除参与各类债务纠纷外，还会被请去参与“医疗事故、宅基地纠纷、拆迁补偿、邻里争执等经济、民事纠纷”。

2016年3月左右，包括高云、苏木香等人在内的14人被当地警方抓捕。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负责侦办此案，该局警官李春光告诉新京报记者，该团伙涉案人员30余人，大部分是女性，年龄大都在50岁左右，最大的已70岁。

李春光还说，一般的成员按场次结账，每场200元左右，领头的多一些。如果去外地“出差”，报销来回路费、包食宿。如果有人因此进了派出所或者受伤了，出场费会高一点。

警方认为，胡林文是组织者，主要负责接活，也负责策划。陈美、高云、苏木香和刘某（为高云的同村亲戚）四人为骨干成员。

“占着讨钱的理，吵架时不能输”

直至被抓，这14个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认识。苏木香说，每次有人“接活”时，由“接活人”叫自己最熟的几个人，根据事情大小，一般去3、4人就行，偶尔才需要10来人。因参与次数不多，还有一部分人从没打过照面。

出发前，大妈们不用特别准备，各自把家里的事安排好就行。一般是老板带队过去，如老板不方便亲自出面，也会让自己的亲戚带着她们过去。她们自称是这个老板的亲戚或朋友，要求对方赶快把钱还了。

有时，对方早已提前“跑路”，找不到人。有时，一个钟头就解决问题。有时，要和对方磨上一整天或者几天。

如果对方和气，她们就和气说说。大妈们早来晚归，到了午饭时间，欠款方会“客客气气”地买来盒饭和矿泉水给“光临”的大妈们。

如果对方不和气，她们就开骂，“骂对方、骂他的家人”，当地土话中的“孬种”“你个鳖孙”都是常用词汇。

高云说，一般她们不会随便骂人，但如果欠钱的人都骂，那讨钱的人更有理由开骂，“对方老板欠钱不还，怎么还有理了？我们占着讨钱的理，被人专门请去，吵架时不能输！”

在记者面前，她不承认打架，“不打架，只骂架。”

然而，判决书显示，多名被害人及证人陈述，欠钱方大多受到大妈们强烈的辱骂和侮辱，表现为被骂、被恐吓、被吐口水、被惊吓至病，甚至被推搡、被撕扯或被殴打致伤，有的还导致工地停工、家庭无法生活、公司无法运营等。

被害人赵某陈述，2015年7月，八名中年妇女“朝其中一个村民身上吐唾液”，“见到女性就撕扯女性身上的衣服，见到男性就脱了自己的衣服往男性身上靠”。

被害人张某说，2014年7月份，其因房屋拆迁与开发商发生争执，后开发商找来十几名妇女，围堵其家门辱骂、恐吓持续六天，其中一妇女在辱骂过程中用手抓住他的生殖器，后来其去医院打针治疗花费1000多元钱，其母亲也因这些妇女闹事受到惊吓，于当年11月份去世。

一轮吵过、骂过后，大妈们也不走，待在那里。有凳子坐凳子，没有就坐地上或车上，大妈们几个人聊天、说笑。

“我们反正没事，就当在玩。”高云说。

到了吃饭时间，老板或牵头人领着一起吃饭。有的大妈需要赶紧吃药。高云麻烦点，她每天要注射两三次胰岛素，而胰岛素必须冷藏存放。大妈群中唯一的男人胡林文，不便于去“纠纷”现场，这时就会赶过来送药。

大多时候，对方会报警。“有次警察同志对我们开玩笑说，你们大妈也‘出警’啦？”说完，高云问记者，“我不懂法，但警察出动是为民除害，我们出动也是帮助别人。你说是不是？”

大妈们的“江湖”

“讨债天经地义，这样做也不犯法”，一位请过这群大妈的老板说，他们多年摸爬滚打得到的讨债经验是，“欠款人都是做生意的，不管有没有钱，只要去多闹几天，总能逼出几万块钱。”

有时，这位老板自己赶到工地，拔掉工地电源，或堵在通道口阻止施工，但这样容易产生肢体冲突。更多时候，他让自己的妈妈、大姨、奶奶等，或邀请这群大妈，一起去对方家里坐着，一般两三天钱就能讨要回来。

苏木香的儿子告诉新京报记者，商丘市里像她们这样的群体比较多，有的是艾滋病人带队，有的是盲人带队，有的是腿瘸的人带队，有的是老人带队，很多人还是同一个村的。

“今天我们去了，老板觉得我们不行，第二天改请另外一批人去。”苏木香有几次遇到这种情况。

更常见的是，被催讨的对方也会叫上一帮人来对付她们这群大妈。偶尔，两群人一打照面，发现相互认识，或者本来就是自己人。这时，双方会派出代表来调解，比如欠30万，可商量先还5万，其余的三个月或半年内还清。

2016年1月，市里一个工地上发生纠纷，她们也被请去。当地警察调解多次，但连闹几天，矛盾双方请到工地“助威”的人也不断增加，最后加上施工工人共有一两百人，事情越闹越大，出现小的肢体冲突。

最后，对方中跳出来几个“艾滋病人”，其中有一个男子，用钢筋把自己的头砸出血，边冲边喊“我有艾滋病，把血弄到你们身上”，一下就把苏木香、高云这边的人全部吓跑了。

这起事件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将多起案件串并、对比后，发现她们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2016年春节过后，当地警方实施抓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