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南去

米田麻衣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了一个叫做“海南net”的组织。

在日本民间，有个律师团一直在帮助海南的“慰安妇”打官司。

这群年轻人后来组建了“海南net”，运转至今。

2009年3月，日本法院的终审宣判下来了——黄有良等人败诉。和前面几次一样，毫无悬念的结局。

之后，米田麻衣跟着日本律师团的三位律师到了海南。他们要找到每一个“慰安妇”，为她们宣读审判的结果。

他们从海口出发，到那些偏僻的村庄，在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念长长的判决书。判决的核心结论是：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但还是以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以及超过诉讼时效等理由，裁定“慰安妇”败诉。

杨小群(化名)是当时海南省政府为律师团指派的翻译，她因此和米田麻衣相识。

她记得，宣读判决结果时，屋子里的氛围，再沉重不过，老人们落了泪，去的人也跟着哭。

黄有良是最执着的一个，她当时说，日本政府不道歉，但她还是想强奸过她的日本军人能道歉。但直到去世，她也没有等到哪怕是一句道歉。

2011年，米田麻衣大学毕业。朋友们或读研，或工作，只有她一根筋，想着要为“慰安妇”多做点什么，干脆跑到海南师大去念中文。

那时，整个海南师大只有三个日本留学生。另外两个都是退休的老头儿，“退休后在家里没位置，不想待在家里和老婆过，才来海南。”

在海南师大读大二的张莹莹(化名)，当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麻衣。因为是海南本地人，懂方言，她开始陪麻衣一起去乡下见老人。

张莹莹说，麻衣当时总拿着一张海南岛的地图，帮助记忆老人们的家庭住址。地图很快被翻烂，折页处起了白线。

让张莹莹惊讶的是，从海口到乡下，曲曲折折的路，换大巴、坐三轮，日本姑娘比她这个当地人还熟。她知道镇上的市场怎么走，在哪里买什么东西。市场里的人都认识她，见了面还要感叹一句，“哎呀，那个日本女孩子，又来买东西了。”

她俩拎着水果、礼物走在路上，开着拖拉机的村民停下来，会和麻衣打招呼。“然后我就吓到了”，张莹莹问，“怎么连路人都认识你？！”

这一年，海南岛上活着的“慰安妇”还有很多。米田麻衣每个月都会去看她们，进屋就拿扫帚扫地，扇着扇子和她们聊天儿。寒暑假，就干脆住在山里。

比起村里人，她和这些老人更亲近。了解她们的善良、孤独和敏感。在电影《二十二》里她说，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最亲密的“祖孙”

米田麻衣说，当时健在的七个阿婆，和她关系最好的叫王玉开。

米田麻衣有个微博，头像就是她和王玉开的合影。在临高县皇桐镇皇桐村人的家里，她搂着老人，露出标准的八颗牙，老人戴着一顶红帽子，嘴角弯着，眼里都是笑意。

因为“慰安妇”的经历，王玉开已无法再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还有个关系比较好的邻居，也喊儿子。但她仍独居山中，家中一间平房，一床薄被，门前一两棵石榴树。

张莹莹回忆，麻衣在老人家，顺手拿起一块木头做的硬枕头，就能呼呼大睡。老少两人，做饭、洗衣，一个人用临高方言，一个人用日语，都能聊得嘻嘻哈哈，是真快乐。

呆得久了，麻衣干脆拿了DV，一年从头拍到尾。片子剪出来，把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和日语，命名为《阿婆的四季》。片子里都是生活的细节。

电饭煲的盖子已经脏得不行了，煮饭时咕嘟咕嘟冒泡。屋里黑，老人要拿着电筒照着，用筷子夹几粒米，尝一尝，嗯，熟了。

大年三十，麻衣陪老人一起过年，一起做祭祀的仪式。点起鞭炮，红纸噼里啪啦炸开。

夜里，麻衣就躺在屋里，一只昏暗的灯，枕着手臂，与老人聊天。

有时候麻衣住了几天，准备走，老人就难过得要哭。她俩的合照，麻衣洗出来给老人，老人放进了相册，后来相册坏了，她怕丢，一针一线把照片紧紧缝在了相册内页。

也有些事情，让麻衣很沮丧。因为麻衣和朋友们常来看老人，总带着礼物，偶尔其他热心人也上门，旁人都知道。一次半夜，大雨，有人跑到老人家里抢东西。还有些村民，因为麻衣的日本人身份，总爱说闲话。

但老人在同村认的儿子儿媳，早就接纳了她。家里孩子结婚，也邀请她参加。她去给老人扫墓，儿媳会早早杀了一只鸡，做好了，在家里等着。

8月18日晚，在海口，麻衣和老人的孙女符子英吃饭。两人如往常般，回忆起奶奶生前的细节。

符子英说，“我奶奶爱吃肉，大块的肉煮了蘸酱油。”

麻衣有同样的记忆，“是啊，她戴着假牙，吃东西好大声好大声。”

她俩学起老人嚼东西的样子，牙齿磕碰，发出很大的声响。

日本女孩的眼神突然黯淡下来，叹了一口气，“好怀念哦……”

米田麻衣和王玉开阿婆(已经去世)会面时的情景。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