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玉衡决定对质

尽管事出机密，最终还是被日本人发觉了。

首先是日本关东军特务片仓衷大尉按预定日期赶到王爷庙（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接应中村震太郎，却未见其踪影，感到事情不妙，立即向哈尔滨特务机关百武中佐通报了实情。

片仓衷大尉辗转来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点“朝日旅馆”歇息。秘密情报员植松菊子向他报告：中村震太郎已被屯垦军三团杀掉，中村震太郎那块“三道梁”手表被司务长李德保抵押在王爷庙“大兴当铺”。

当时，中国人不可能拥有这种手表，当铺里的这块手表，背后意味着什么，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原来，东北铁路大员王翼先到“朝日旅馆”寻欢作乐时，被植松菊子套出了中村震太郎下落的“真情”。片仓衷立即返回新京（长春）向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报告。

原来，6月26日晚，中村震太郎在团部审讯室中与屯垦军官兵厮打中，手表被打落到门后，恰逢三连司务长李德保进屋送夜餐。他趁混乱之机将手表偷偷捡起来，随手装入兜中溜走。不久，为偿还赌债，他把手表押到王爷庙“大兴当铺”。

8月9日，当晚，贪财的李德保被毒死在旅馆的床上。

8月10日，关东军特务片仓衷来到王爷庙“大兴当铺”，凭李德保交出的契票取到了那块“三道梁”手表。

既然找到了关键证据，关玉衡私斩中村的事情很快就摆到了东北军决策层的案头。1931年9月10日，东北炮兵连炮旅旅长王致中受荣臻参谋长的委派，来到兴安屯垦区第三团团部关玉衡家，与关玉衡商议应对“中村事件”的对策。

王致中开门见山对关玉衡和夫人刘敬哲说：“荣参谋长提出三个方案，由你选择：一、不可把事态扩大（指哗变）；二、送你去满洲里，转道去苏联；三、有把握，可以进行折中外交。”

听罢，刘敬哲说：“经满洲里去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中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属中策；部队搞哗变，全团皆带家属，谈何容易！是下策。”

关玉衡接着说：“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对日本人，我以铁的证据说话。如果他们蛮不讲理，我全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要将中村的间谍原始证据调来，我就去沈阳与日本人对质。”之后，许多老战友纷纷力劝关玉衡出国避避风头，但他坚持说：“日本间谍到我防区侦察搞破坏，我处死他没罪，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好了死的准备。”

在即将到来的厄运面前，关玉衡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坚定地、勇敢地表达了爱国之心，无视个人安危。历史可以无限残酷，但也因其残酷，才映衬出人性夺目的光辉。

关玉衡那低沉浑厚的声音和镇定坚决的神态引起了王致中的强烈共鸣，便说：“好，对质，就这么办！”

张学良与民国中央政府的文电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的《张学良将军资料选》中载有张学良就“中村事件”与民国中央政府的文电原件。

1931年8月24日，民国中央政府外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纪密。报载日本陆军大尉中村于6月26日左右，在洮索线终点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科尔沁右翼后旗察尔森）山中，被兴安屯垦队（军）第三团官兵杀害。据驻日使馆电称，此事日外务省仍拟由外交解决等语。究竟实情如何，希望详查电复为荷。”

8月26日，张学良命东北政务委员会复电：“南京外交部勋鉴：纪密。敬电诵悉。此案前据日方口头提出，我方尚未得有报告。现已由边防司令部长官公署派员确切调查，俟得报再以奉闻。”

8月31日，张学良致电南京外交部：“关于中村大尉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调查时，请即以义严词正，委婉拒绝。”

9月7日，外交部复东北政委会电：“辽宁东北政务委员会：汉密。宥电悉。中村事件，吾方所得报告究竟如何？日方曾否又来提及？日本报载东北当局为此事特派赵欣伯等赴日请求谅解，赵氏并在途与人，中村事件非官兵所为，乃暴民所为，今后当严重警戒，并拟对日政府谢罪，等情。是否属实，统盼详晰，电复为荷。外交部。虞印。”

9月9日，东北政委会复外交部电：“南京外交部勋鉴：汉密。宥电悉。中村事尚未得确报，正在切实侦查中，日方已屡来催询，仍须俟查复再答。特此奉复。东北政务委员会。佳印。”

尽管中央政府与东北军进行了充分的勾通，商讨了应对之策，但是，日本人的目的并不是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