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不清不白地活着”

张玉玺从看守所出来后第一件事，是去要地。“有了地才能活着。”张玉玺说，1998年村里分地时，他在看守所里，没有分到地。

从看守所出来，已近10年光景，女儿、儿子几乎不认得张玉玺，母亲住在外村妹妹家附近，平时靠讨饭、捡麦子维持生活。

父母住的地方，是一处十多平米的小窝棚。张玉玺出来后，拉来碎砖，在旁边又盖了一个大点的窝棚，在河南时，一家七口都住在这里。母亲一直在这里住到去年去世。

“我原来的房子，1987年盖的，砖我自己烧的，那几年我种油菜、红薯，收成好的时候能有一万多收入。”张玉玺说，在农村普遍是土房子的时候，他家第一个盖起砖瓦房，买了全村第一台黑白电视。生活稳定下来后，他和其他人一样种小麦、玉米，又养了猪、牛、羊。1992年夏天，母羊下了七八只小羊羔，张玉玺打算秋后卖掉。还有一只小牛犊，张玉玺不卖，等长大了留着配种。

张玉玺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在打架后烟消云散。停尸五年的房子无法再住人，院墙和东厢房都倒塌，院子里长满杂草。

要完地回来，张玉玺花50块钱找律师准备写诉状，有法律系统的朋友告诉他，取保候审必须两年结束后才能告状，他才作罢。事实上，《刑事诉讼法》规定，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期满后需公安机关进行解除。一年后，夏邑县公安局并没有给他解除取保候审。

“得活着。”张玉玺想，为维持生活，张玉玺和妻子段月霞带着三个孩子前往海南建筑工地打工。他很庆幸当年出去都不需要身份证，工地上用工也不需要看身份证。他觉得愧对老婆孩子，拼命干活挣钱，有时候加班能连着干一天一夜。“压抑的时候会掐自己，越烦越干活，干起活儿来就不想了。”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工地上，张玉玺用别名“张超印”。他从来不会提起蹲看守所的经历，怕孩子被人笑话。“一直给别人盖房子，自己在老家却连个屋都没有。”妻子有时埋怨他，他开玩笑说，“要不是我，咱们也不能来海南看大海。”

段月霞并不喜欢大海，她很少开心，难过的时候会躺床上睡觉，但是睡不着，“以前的事跟放电影一样过。”2007年，因为儿子上高中需要学籍，他们回村办户口，村里人说：“打死人那家的回来了。”段月霞听到悄悄哭了。

张玉玺想，不能再这么不清不白活着。“我不觉得我有罪，觉得怎么着都得把冤伸了，不能让人看不起。”回海南后，张玉玺会悄悄留意法律方面新闻，找旧报纸看。2003年，张玉玺曾找过海南一位律师帮他申诉，律师打了一圈电话，告诉他“联系法院，法院说退回检察院了，联系检察院说退回公安局了，联系公安局说补充侦查之后又递法院了”。

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律师不想再打电话问了。“律师费至少一千，我一天才挣四十块钱，还得租房、吃饭、供孩子上学，请不起啊。”张玉玺翻报纸，找那些可以免费帮助农民的律师。确实有律师不要律师费，但需要报销差旅费，张玉玺也掏不起钱。

张玉玺只能每年回河南收麦时去找找法院和乡政府，但是没有回应。

在这期间，两个儿子回老家借住姑姑家上了高中，又考上大学。“这几年啥钱没落住，就供了俩学生。”张玉玺说。

2015年，两个儿子在郑州的工作稳定下来，张玉玺和妻子也先后回到河南，与儿子住在一起。

6月27日，河南商丘夏邑县，张玉玺带着律师徐昕到老家村里，了解当年打架事件的具体地点、过程及细节。

看到司法解释燃起希望

2016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行，将七种“疑罪从挂”情形认定为刑事赔偿中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包括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情形，明确“疑罪从挂”案件受害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

张玉玺关注到了这一信息，2016年初又看到了河南三门峡市高炎龙“疑罪从挂”的报道。据媒体报道，1992年高炎龙被指抢劫杀人，上诉后，1998年河南高院发回重审，当年8月取保候审后，至2015年底再无说法。2016年1月，高炎龙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当年9月河南省高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向赔偿请求人高炎龙赔偿72万余元，并在他居住地以公告形式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高炎龙拿到赔偿后，在郑州开了一家“高炎龙胡辣汤”店，张玉玺非常羡慕。

高炎龙的经历与张玉玺案较为类似，看到高炎龙成功申请国家赔偿，张玉玺一度燃起希望。

2016年上半年，张玉玺找郑州一位律师，向夏邑县人民法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被羁押3357天的赔偿金813401.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84690.38元，共计1098091.48元。

张玉玺想着，等申请赔偿成功后，希望能在老家盖一套房子，与妻子回到农村种地。

然而，从2016年7月11日立案以后，没人给张玉玺一个说法。直到今年6月1日，张玉玺在河南高院诉讼服务自助平台查询才得知，他申请夏邑县人民法院违法刑事拘留赔偿一案，在2016年9月7日中止，中止的理由为“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由于律师费问题，张玉玺与郑州的律师解约，随后又连续找了三位律师，“律师费也出了、差旅费也花了，但丝毫没有进展。”

从2016年底，张玉玺多次到河南省高院、商丘市中院、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反映情况，接待人员登记他的情况，回复一句：“回去等着吧。”

“真是跑够了，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死在法院门口会不会就有人关注了？”不理智的想法一闪而过，张玉玺说他还是相信法律最终会给他公正。

张玉玺多次前往夏邑县人民法院，但联系不上办案法官，根本进不去法院反映情况，也无从得知案件的最新进展。新京报记者联系夏邑县人民法院，对方表示，目前已经调阅张玉玺案所有卷宗，正在处理此事。

“再试一回吧，总得有个说法。”张玉玺说。

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