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嘉靖副本流散厄运

已见前说，自明隆庆年间起，《永乐大典》正本即不知所踪，副本被存放在皇史宬。据清人高士奇《续编珠》记载，《永乐大典》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际已有佚失。清雍正年间被移至翰林院敬一亭后，副本屡遭厄运，绝大部分被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官员盗窃，少数或毁于战火，或被劫掠，流散至民间乃至海外。至宣统元年（1909年），翰林院仅存64册，后拨交给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

首先是官员的夹带盗窃。明嘉靖、隆庆年间重录《永乐大典》副本之时，大量官员参与誊抄工作，频繁接触正本，正、副本皆有遗失。据明末清初学者张岱《琅嬛文集》记载，其祖父张汝霖曾在官员胡敬辰家中见到私藏的《永乐大典》30余册，他自己也曾在胡家见到20余册。据学者考证，胡家收藏的《永乐大典》为永乐正本，应该是胡敬辰的父亲胡维新从宫中获得的。

清康熙中期以后，特别是乾隆帝设《四库全书》馆以来，一些官员利用《永乐大典》裒辑佚文，趁机偷书，副本随之再次流失。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副本已缺失1154册。嘉道年间，翰林院以《永乐大典》编纂《全唐文》《大清一统志》等书，副本又被盗走无算。据清人萧穆《敬孚类稿》、丁国钧《荷香馆琐言》等文献记载，官员清晨进入翰林院时会携带一包袱，内装一件马褂，体积与两册《永乐大典》大小相似。到了晚间，离开翰林院时，会穿上包袱里的马褂，再将两册《永乐大典》悄悄装入包袱内，然后若无其事地从典守官眼皮底下走出翰林院，两册《永乐大典》便轻易到手了。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官员夹带盗窃之风愈发猖狂，副本开始大规模流散。清末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一人便盗走百余册。这些被盗走的《永乐大典》多被售予各国使节、书肆和文人，通常每册售价十两白银。

其次是战火焚毁。相传明末李自成撤出北京之时，部分副本即遭焚毁。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等珍贵古籍惨遭兵燹之灾。1900年6月23日，清军和义和团攻打英国使馆，为使其腹背受敌，焚毁了与英国使馆一墙之隔的翰林院，导致部分《永乐大典》化为灰烬。8月13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幸存的大典被当做砖石，用来支垫军用物资以及构筑战壕、填平沟渠，甚至被用来遮蔽弹雨，《永乐大典》再遭毁坏。

再次是劫掠。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大量《永乐大典》被当做战利品劫往欧洲，其中以英军抢掠最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遭庚子战火焚烧之际，部分《永乐大典》被英国使馆人员运至英使馆，不少使馆人员趁机私自盗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部分《永乐大典》又被联军士兵据为己有。据统计，在“庚子之变”中，至少遗失了605册《永乐大典》。

据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何大伟所撰《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记载，欧洲收藏的《永乐大典》中有不少是西方直接从翰林院“获取”的。其中，英军上校普尔盗取1册，英国驻华领事翟兰思盗取了至少5册，英人比金盗取了2册，英国士兵蒂克纳盗取了1册，英使馆实习译员柯克盗取了6册，英海关专员劳德盗取1册，德国人斯泰老盗取3册。此外，日本留学生狩野直喜、记者古城贞吉等也趁火打劫，盗取《永乐大典》多册。

珠还合浦：大典的海外回归与国家图书馆的大典收藏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海内外已知存世的《永乐大典》总计418册、800余卷及部分零叶，不及原书的4%，分散于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即致力于大典的搜集与保护。百余年来，在社会各界和几代国图人的不懈努力下，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通过政府拨交、海外送还、藏家捐赠、员工采访等多种途径，先后入藏《永乐大典》224册，为已知存世《永乐大典》海内外最大藏家，其中有62册现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永乐大典》的海外回归主要来自于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1年、1954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和国立列宁图书馆分别将11册和52册归还中国。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将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所藏3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央人民政府，后被拨交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国内方面，鲁迅、袁同礼、郑振铎、张元济、赵万里等人对于《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贡献尤著，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如今，《永乐大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保护、开发和利用。国家图书馆不仅对入藏的《永乐大典》给予了妥善修复与保管，还组织学者裒辑佚文，积极联系海内外藏家取得影像回归，并联合影印出版，使得这一珍贵古籍能够化身千百，服务社会。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