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转身”需要“豁然开朗”的指引

运动员从退役那天开始,生活就是另一番模样———很多现实要去面对,很多状态要去改变,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他们迷茫、失落,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未来该走哪条路,怎样才能走得更好。

■中国体育事业单位的正式运动员约有3万人。每年从正式运动员岗位退役的人数约占到10%,其中90%以上将面临自主择业,就业压力较大。

记者:我了解到,多年来,您一直在坚持为退役运动员的转型做职业规划和培训,为什么会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问题?

杨扬:此前,“全国冠军邹春兰做搓澡工”的报道,曾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大家觉得难以想象,那些曾在领奖台上收获鲜花和掌声的全国冠军,在退役后的境况竟然会如此窘迫。通过媒体得知邹春兰的遭遇后,我的内心五味杂陈。奥运冠军尚且如此,普通运动员退役后的境遇又将如何?当运动员时,队里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但是,当我们退役之后,会打破这种以往的“平衡”: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别人,更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

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很多现实要去面对,很多状态要去改变,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运动员会感到迷茫、失落,他们最需要也最缺乏的,是能有人告诉他们未来该走哪条路,是能有人教会他们,怎样才能走得更好。

记者:您在退役以后,新身份不止一个: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委员会委员、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委员、电视的主持,堪称体育界成功转型的典范,在退役之初,您也有过迷茫的阶段吗?

杨扬:做运动员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去做那些能够让我去相信是有价值的事情,退役的时候突然间觉得,我没有能够让我相信是有价值的事情去做了,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这两个问题一直在脑子里打转,很困惑,很迷茫。

直到后来,我因为把最后一届奥运会的铜牌奖金捐给了一个国际体育组织而随他们去非洲埃塞俄比亚做公益,看到该组织有关于如何用体育去帮助有残疾和贫困儿童的整套教材,包括后来汶川大地震,我和其他几位体育界人士作为第一批援助人员进到灾区,去给孩子们做心理疏导,取得的效果得到了专业医生的极大认可,我才觉得原来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做,情绪才有了转变,这一过程持续了两年多,很痛苦。

记者:由己及人,是您做冠军基金的初衷?

杨扬:中国体育事业单位的正式运动员约有3万人。每年从正式运动员岗位退役的人数约占到10%,其中90%以上将面临自主择业,就业压力较大。

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退役运动员大多没有系统的想法,健身教练、体育老师等是他们退役后的首选。因为跨界转行对他们来说,往往意味着恐惧和不确定性。事实上,他们身上的拼搏、决断、奋勇争先等运动员精神,足以帮助他们在职场上取得宽广的成就。于是我们通过开展各种培训,帮助运动员明确未来的发展道路,成长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人”。

“冠军基金”公益项目虽然名字叫“冠军基金”,但面对的是所有退役运动员。我们不只是为这些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而是希望通过职业指导、培训和规划,让他们能具备立足社会、再创佳绩的能力。这些优秀运动员都有努力拼搏的合作精神,具备开拓美好前景、转换职场的能力,只要给予针对性的专项培训,即使不在体育领域继续发展,未来也能成为其他领域的人才。

冠军基金如今已对超过4000多人次的退役运动员提供职业规划,其中有10%为一对一课程,这让很多退役运动员有了一技之长,反哺于社会。我们未来也会尽力为转型成功的运动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让他们在另外一片天地贡献力量。”

记者:“冠军基金”的理念和思路很有创新性,目前国外有类似的机构吗?

杨扬:有的,体育类的公益机构目前在国外比较普遍。

为退役运动员的转型做职业规划和培训的项目,是2010年我作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时候,得知国际奥委会有运动员职业发展培训的专职部门后,心动不已,马上想到自己当初退役初期经历的彷徨和挣扎,想起自己见过、听过的国内外退役选手的生活状况。所以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带到中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希望这个项目能让更多运动员在离开体育赛场后,依旧是人生赛场的冠军。

同时,我也希望国家能够关注退役运动员的转型、就业等问题,更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作为运动员,我们都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道理,追逐新的人生目标,需要从零开始、打好职场基础,尝试各种可能,但我们需要黑暗里的一盏灯,困境中的一只手,我相信,运动员们未来一定能从迷茫中走出来,找到自己的定位。

他们是大有可为的中坚力量

将社会的需求及社会发展当中体育能够带来的积极影响,与运动员本身的专业能力结合好,这将是职业最好的发展方向,在自己的专业基础之上再多加学习,运动员必将大有可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退役运动员是关乎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财富,绝不是包袱。

■退役运动员是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只有他们能够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我们体育事业的底盘才能越来越大。

记者:有人认为,运动员退役转型和其他人择业一样,没有什么特殊性,不必特别关注,对此,您怎么看?

杨扬:从专业层面来看,竞技体育是包括了人才发掘培养、运动员训练竞赛、运动员退役三个有机部分的动态平衡过程,运动员的退役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换句话说,只有竞技运动员有一个好的出路,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引后备人才,才能更好地促进运动员的训练和竞赛。

试想,如果类似邹春兰的事件频繁见诸报端,家长们在规划孩子发展路径的时候就会怕风险,担心出路,独生子女的家长就不愿意将孩子送进专业队,竞技体育就很有可能出现人才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运动员的退役问题必须得到重视。

记者:您认为目前在运动员退役环节上,存在什么问题?

杨扬:每届奥运会、全运会后都会有很多的运动员退役。作为一个发展的体系,这种“新陈代谢”的变化是自然的,同时也是不可回避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用人制度的改革,运动员退役与就业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出来。究其根本,是我们的竞技体系的问题,竞教分离,体系封闭,导致退役运动员安置难给运动队建设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大大降低了体育行业的吸引力。

我一直认为,要利用好运动员的影响力和专业素质,完善退役机制,使退役运动员尽量能够到专业岗位上继续执业,继续为国家发掘和储备后备力量,进而引导和指导其水平提升,并积极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向大众做好其所从事的运动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退役运动员是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只有他们能够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我们体育事业的底盘才能越来越大。目前,县一级的体校已经没有了,市一级体校也严重萎缩,只有鼓励退役运动员继续从事这个专业,我们的体育才能有大发展,竞技体育才能有大发展。如果他们都去干别的去了,才真的是一种资源浪费。他们是财富,绝不是包袱。

记者:退役安置难的问题是否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体育人才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杨扬:远远不是。在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促进全民健身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大量的体育人才,包括像冬奥会这样的组织工作也大量需要由我们这种有专业运动员背景的人才去参与其中。比如,冬奥会各项赛事都需要大量的技术官员,个别雪上项目我们开展得比较晚,在官员的选拔上就捉襟见肘,这时就需要专业的退役运动员顶上来,他们的专业水平没得挑,又非常愿意参与其中。只不过由于信息和渠道的不畅通,使得一方面体育人才不能人尽其才,另一方面,又有很多需要开拓和发展的体育领域无人可用,这些都是体育社会化遇到的瓶颈问题。

体育事业的大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国家的力量去推动,我们必须要打破一些政策方面的壁垒,包括传统工作方式的改变,让更多有专业基础、有能力、有意愿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发展中来。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广大运动员在役时摘金夺银,为国家增光添彩,退役后也愿意与社会各界勠力同心,继续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为实现体育强国梦而奋斗。

用暖心打动世界

2022冬奥会承担着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向世界展示最好的中国,同时也是发展冰雪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将用贴心的服务和细节打动全世界运动员,让他们难忘2022。

■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是全世界的焦点,他们对奥运会的评价很重要,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打动他们。

记者:您是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您觉得北京冬奥会的意义是什么?您又为之做了什么?

杨扬:我觉得北京2022冬奥会承担着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重大的责任——向世界展示最好的中国。同时对冰雪运动来说,2022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冰雪运动,参与到体育事业的发展中来。

我以前是一名运动员,现在又是冬奥会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因此我的工作始终是围绕冬奥会服务运动员的角度展开的。申办冬奥时,北京也曾承诺将举办一届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冬奥会。我的理想是让2022年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能够感受到,北京冬奥会的贴心,能够真正打动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代言。

记者: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杨扬:除了从竞赛的组织上做到尽可能以运动员为中心,达到运动员的需求外,我们还在交通、食宿、赛事等方面,从运动员的角度出发,力图带来更好的体验。比如和餐饮服务部沟通,让他们在菜品的制作上尽量少油少盐,要考虑到部分运动员吃清真、素食的需求。运动员80%的时间待在奥运村里,怎么能够在设计上加强运动员的舒适感,包括未来的网络化等,我们都会给组委会提出意见建议。

针对每次冬奥会时,各国运动员虽然同住在奥运村里,但相互的沟通和交往并不多的情况,我们还将精心设计一系列文化活动,让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有更多交流机会。在观赛的细节上,我们也力求周到———不管这场赛事有多热,都尽可能保障运动员家属有两张赛事门票。

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是全世界的焦点,他们对奥运会的评价很重要,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打动他们。同时,对运动员来说,参加冬奥会是一生难忘的经历,我们希望在赛事结束后,北京能给运动员留下深刻的记忆。

记者:除了用细节打动人之外,北京冬奥会还有没有其他的特色?

杨扬:北京冬奥会筹备之初就提前规划奥运遗产项目,这包括体育精神的传扬、奥运场馆的可持续使用、冰雪运动人才的去向等,也就是关于后奥运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冬奥会最大的遗产,就是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的瞬间、留下的精彩故事,因此我们计划在北京冬奥会比赛场馆留下运动员的名字、获奖者的手印等,以形象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运动员的拼搏精神。也让运动员在再次回到这个场馆时,有强烈的归属感,这个很重要。

对此我有切身感受。去年,我作为国际滑联的官员去速滑世锦赛的比赛地盐湖城,是带着一家人去的。结果,在那里已经找不到一点我当年获得金牌的痕迹了,当时的赛场已经变成了篮球馆,本来还想跟孩子们显摆显摆的,结果没能如愿,心里觉得很遗憾。我想,其他的运动员以后很可能以后因为比赛或者其他原因还会来到北京,要让他们能找到当年的记忆,要让他们的孩子或者队员感受到榜样的力量。

还有一些想法,正在和奥组委积极沟通中,包括在奥运村设计中考虑到妈妈运动员的需求,在奥运会期间提供类似社区的文化服务等,还不知能否落地。我想这其中如果有两三样能操作成功,我们就是成功的。

全世界对中国这届冬奥会有很多期待,希望每一名运动员都能觉得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