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死海：

技术成果从发明到应用开发、中试放大、批量生产，达到各类检验标准、满足用户体验，需要长时间反复的研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学术内涵在早期已被揭示和公布，科研人员难以再得到持续的研发资金投入，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尚未形成可赚钱的产品，企业得不到盈利却要承担创新风险。因此，除极少数超大型企业外，一般市场主体很少涉足。这个高校、院所和生产企业两头不愿沾的中间地带，被形象地称为技术转化的“达尔文死海”……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最早把“达尔文死海”这一概念带到公众面前。面对一些人认为科技成果转化可以一蹴而就的想当然逻辑，徐旭东一针见血地提出，大多数科技成果都要经过从技术发明到应用开发、样品加工、中试调整、放大量产、满足技术标准和用户体验等长时间的反复研发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不断递增的投入且须承担创新风险，高校院所和企业都甚少涉足。而要突围这一科技成果转化的空白区，没有配套的体制机制是不行的。

如今，三年过去了，再谈“达尔文死海”，徐旭东的目光又会聚焦在何处？

“这三年我去了不少地方调研，发现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各级政府做了不少努力。”白天工作繁忙，徐旭东与本报记者的对话开始于晚上8点。

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突出，那时产学研靠国家调控，属于举国体制。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科技水平进步较快，而与西方国家相比，科技成果转化这根链条还需要不断完善。

比如，西方制造业强国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每个阶段都有安排。“我之前说的‘达尔文死海’，也就是产品开发、小试生产、满足市场需求再开发、大批量生产的过程，在西方先发国家都是自我组织匹配的。这个过程之所以难，一是因为每推进一个环节资金投入都要增加若干倍，失败的风险却有增无减。二是因为涉及的知识、技术、人才的跨度大。技术原创者没有三头六臂，但是能够获得融资服务、设计加工服务、小试中试服务、法律服务、价值评估服务等等，只要能融到资就能推进，这就大大降低了创新的门槛。”在调研中，徐旭东看到，各地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比如政府助力搭建的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孵化器，的确成为了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的助推器。但徐旭东更加期待的进步———“达尔文死海”的突围，可能还在路上。

“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到市场，要经历漫长的历程，存在很大风险。但如果上游的技术开发企业可以把做到小试生产的技术成果卖给下游企业接续做中试生产，这样上游企业可以回笼早期投入获得生存发展，而接续研发的企业更善于在中试生产规模上打磨出市场欢迎的产品，自己融资生产，或者卖给更大型的生产企业投产。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降低了企业风险，并且更加专业化。当然，与西方相比，我国搞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不可能一下子拥有这样一根链条，相信再有10-20年时间，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也可以形成这样的‘自动化’流程。”徐旭东这样说。

也正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现在谈到科技成果转化，很多人首先想到找政府要资金、要政策。

“政府目前着眼于出台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和成果转化热情，同时建立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孵化器，促进成果熟化、指导创新创业，这些努力都是有成效的。”徐旭东认为，政府还可以在以下方面继续发力。

一是为更多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一个地方科技成果转化率高不高，其实并不取决于科教水平，而取决于这种转化是否有出口。换句话说，哪里市场经济发达，哪里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才能高。没有下游的出口，科技创新无法形成自动化的链条。”徐旭东这样说。

二是逐步推进中间技术研发这一业态的发展。目前在中国，处于研发阶段的技术，其交易不活跃、市场不成熟。成熟的产品有人买，小试生产技术买家少、问题多，打通这一渠道需要时间，但初期需要政府推一把。

三是搭建一些中试平台。企业的生产线和研发中心的设备很难停下来让教授去做创新试验的，这种情况下，一些可以共享的中间试验平台就显得格外重要。当然，这些平台可以通过企业化运作，减轻政府的负担。

四是搞好科创板，拓展创新融资渠道。中间试验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民间投资和科创板都是出路。预计再有10-20年，科创板成熟了，中间技术研发这一业态也成熟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将顺畅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