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的生物制药企业辉瑞公司，近日正式宣布旗下全新业务部门——辉瑞普强全球总部落户上海。这是首个落户上海的跨国药企全球总部，也是辉瑞首次在美国之外设立全球管理中心。

选择上海，辉瑞普强公司全球总裁高天磊给出的理由是，上海为外资企业营造了很好的营商环境，给予了他们在上海设立全球总部的信心。

这是上海的软实力呈现。其实，最早在我国设立自由贸易区、拥有完整健康产业链的上海，还是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研发机构最集中、创新实力最强、新药创制成果最突出的区域之一。

有鉴于此，为探索和总结全国健康产业发展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同时向中共中央就优化营商环境建言，农工党中央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19年度大调研，将主调研首站选为上海。

主调研启动于4月，地点为上海、河南。调研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何维共同率队。主调研之后，何维及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杨震又分别率领调研组，在北京、广东、陕西进行了组合调研。

我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还面临诸多掣肘

承载了建设“全球科创中心”任务的上海，在医学科技领域的创新探索也随处可见。上海广慈—思南医学健康创新园区的成立，就是其一。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与黄浦区政府联合开发的重大项目，上海广慈—思南医学健康创新园区今年1月正式落地。该园区旨在探索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和产业之间的创新合作模式，解决生物医药领域科研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

瑞金医院院长瞿介明向调研组介绍，广慈—思南创新园区的成立，将集中一批为临床研究转化服务的平台、人才与医生，形成研发聚集效应，让医学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跑”到病房。

但“跑”起来并不轻松。

“一个园区最终能否成功，关键还要看社会资本的参与程度。政府和医院只能做一些前期工作，我们现在很期待市场的力量。”虽不缺乏信心，瞿介明还是有自己的担忧。

与瞿介明不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向调研组反映情况时，语气和心情都是焦虑的。曾任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的他，一直在为中国的新药创制呼吁。

“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国外已经上市的新药在我国获批很快，我国自主研发的不少新药，虽在很多方面可与进口药类比，但国家的审评审批部门却踌躇再三。而如果不能继续加快审评审批进度，完善审评审批的配套政策，并提升审评审批的科学监管能力，一些企业就因为评审滞后而失去了生存的机会。”陈凯先直言不讳。

这并非危言耸听。

众所周知，医药产业研发生产门槛高、投入大且成长周期长。在我国，一种新药成功研制，保守估计投入超过亿元，研发周期超过10年。很显然，在巨大投入面前，如果陷入审评审批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对研发机构而言打击沉重。

听到“指责”，作为调研组成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巡视员刘沛并不回避问题。她也坦言，近些年我国在新药审评审批方面做了诸多的改进工作，但确实仍然需要继续改进，她和调研组一行会把听到的意见建议带回部委，认真研究并努力改进。

改进并不仅仅是为了回应医药研发机构或企业的诉求，更因为医药产业是一个国家健康产业的重要构成，也是一个国家民生福祉的重要保障。也因此，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本国医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多数发达国家，包含医药产业在内的健康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医药产业发展，是我国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就我国健康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而言，需要坦陈的事实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这既影响了我国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影响了我国居民的健康获得感。因而要推动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破解诸多掣肘，其中优化营商环境应成为先手棋。”陈竺强调。

“要围绕健康产业的特点来优化营商环境”

调研组横跨中东部地区调研的5省市，不少地方下好的先手棋，已经成为当地激发产业企业活力的助推器。

比如，“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发展，在上海就是一片蓬勃。

以杨浦区日月星养老院为例。调研组了解到，作为国内较早探索“医养结合”的新型养老院之一，该养老院因能提供常见慢病的诊断、管理及医保报销服务，目前200余床位“一床难求”。

“日月星连锁养老机构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政策支持———我们内设了医疗机构，可以直接联网上海市医保；上海对全市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实行‘以奖代补’制度，我们在医疗机构设置、人员招聘、连锁经营等方面都可以享受到一定的补贴；另外，上海市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为老人和机构提供了更多保障。”上海爱以德医养投资集团副总经理郑娅媚向调研组介绍。

在广东海王集团调研时，该集团电子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的药品采购和配送数据，令调研组眼前一亮。

这些数据来自海王集团的全药网。作为全国首个市场化的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供应和服务的互联网平台（GPO），全药网2015年在广东省政府支持下设立。几年下来，现全药网已成为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采购的主要平台，在降低药品价格、保障供应、促进医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也获得了政府、医院、患者和企业等各界的好评，并开始向全国推广。

河南省创新建设的金融服务共享平台，也获得了调研组点赞。

“这是一个集工商注册、税收缴纳、职工养老、用电缴费、失信惩戒等信息数据为一体的金融服务共享平台，通过与银行实现企业经营、信用等核心数据共享方式，解决了不少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特别是信贷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局长王继军向调研组介绍，通过这一平台，银行信贷成本和风险得以降低，企业的获贷几率得以增加，不少健康企业因此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

有成长之劲，也有生存之困。

在沪调研期间，上海医药集团就“孤儿药”的定价和生存难题，向调研组表达了自己的忧心———因为定价低、利润空间小甚至亏损等原因，药企在“孤儿药”的研发和生产方面，积极性普遍不高，因而“孤儿药”断供现象一再上演。

“孤儿药”是“孤儿病”患者的生命药，不少患者等得焦灼。在健康产业领域，也有不少行业在焦灼地等待“生命药”，比如养老产业。

作为调研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为日月星养老院点赞，但也同时表示，我国养老机构发展实质上是“冰火两重天”的格局。

“能够提供医疗服务的公立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民营养老机构的床位空置率则高达50%以上。再加上土地政策、融资困难、专业人员匮乏以及中国百姓居家养老的传统等因素，还有很大数量的养老机构生存举步维艰。”王海东说。

“从新药创制、‘孤儿药’生产以及养老产业的发展现状不难发现，主要包括生物医药制造业、医疗服务业、医疗器械制造业、养老服务业等在内的健康产业，都具有高门槛、高风险、成长周期长、产业链条长、系统性强、受法律和政策影响大等特点，因此要推动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围绕这些产业的特点来优化营商环境。”何维建议。

多地调研下来，何维的观点也逐渐成为调研组的共识。

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共识总有生动的解读。

在沪调研期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戴尅戎院士团队向调研组展示了3D打印技术的医学应用成果。这是一款个性化的3D打印金属骨盆假体，其破解了骨盆肿瘤病人治疗的世界级医学难题。通过这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骨盆假体，戴尅戎团队让一位年轻的母亲重新站立起来。

“创新成果出来，知识产权保护有没有短板？相关法律监管有没有空白？……”3D打印金属骨盆假体让调研组开了眼界，有关创新成果的营商环境问题也成为调研组的追问。

追问的答案，在于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我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关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乎方方面面，正如同对改革的呼声来自企业、群众和政府等各方一样———

坐落于广东的丽珠制药与坐落于西安的陕药集团，都在为中药创新药进医保数量少而忧虑，也都在呼吁国家明确辅助用药特别是中成药适用范围及分类标准；

不管是骨盆肿瘤患者还是“孤儿病”患者都迫切期待，能有更先进的治疗手段和更有疗效的药物尽早应用于临床，且这些新成果能够被纳入医保，以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

推出了诸多先行先试政策的上海和广东横琴，一方面感慨放宽了产业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也在发愁监管和服务的制度还不够完善。比如，医疗机构管理的现行母法，还是1994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这些改革的呼声，说明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但人们对健康需求的层次、广度、深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不管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设健康中国，还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推动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并让其逐步成长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都是如此。”陈竺意味深长地表示。

“但推进改革系统而复杂，因此需要围绕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和重要方向，如新药和优质仿制药的创制、大型医疗器械的研发、健康大数据平台的开发和共享、医养结合服务的推广等有序进行。”何维建议。

“良法+善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明确了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和重要方向，也就基本凝成了解决问题的共识。

2个月调研下来，调研组一致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产业发展竞争力，表面上看是优势产业或知名企业在支撑，实质上则是一个国家或区域聚集高端要素营商环境的能力体现。而要优化营商环境，除了需要产业自身不断突破“卡脖子”的发展难题，监管和服务部门同样需要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加快形成推动健康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和现实成效。

比如，针对陕西省中医药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难题，调研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司长苏钢强就建议，一方面企业要找准市场需求的脉搏，按需生产和供应；另一方面，企业找准供需脉搏的过程，也需要政府引导。比如，政府可利用自身整合信息资源的能力优势，建设产品供需信息共享平台，以支持产业发展。

针对养老产业“冰火两重天”的发展困境，王海东则建议国家在支持养老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应该向居家养老特别是失能老人的居家养老给予倾斜，比如可以试点享受长期照护保险等。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大力发展商业保险，仅靠医疗保险来支持养老服务恐难以持续。

同样作为调研组成员，在刘沛看来，“良法+善治”才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要推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明确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刘沛认为，只有完善法律制度、加强科学监管，才能构建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才能打造出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才能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仅有良法还不够，还需要善治。刘沛同时表示，医药产业链条长，涉及的监管部门众多，因而相关的政策和部门也应该相互支持，形成如拳头一般推动发展的合力。

调研组对“‘良法+善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观点深表认同。

在陕西调研时，派昂医药总经理张冬民专门就药品销售回款周期过长问题，向调研组“倾倒苦水”。原来，虽然国家有明确规定，医院购买药企的药品应在30天内完成付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周期被平均拉长至5~8个月。很多药企因此苦不堪言。

“很显然，药品回款周期过长就违背了‘良法善治’的理念，这也是众多行业的通病。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各方都回到法律的框架下依法办事儿。”杨震感慨。

上海就提供了“良法+善治”的样本。“传统意义上的营商环境不外乎审批、用地、消防、环评、税收政策等环节，但上海对营商环境的优化就跳出了‘小健康’概念，而是如同维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一样，去对接产业发展链条各阶段的需求，从而营造出了一个‘大健康’环境。因而上海不只是吸引了国内知名企业的集聚，也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驻足，产业发展优势也越来越突出。”调研过程中，不止一位调研组成员这样感叹。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营商环境拥有竞争力，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就拥有竞争力。我们期待，调研过程中听到的呼吁、凝成的共识、形成的建议，最后都能够成为推动我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将不仅能够满足新时代百姓的健康需要，补齐民生保障领域的短板，也为复杂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培育出新的增长点。”调研结束，陈竺这样总结。